【編者按】“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山東大學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網站設立“史學名家”欄目，講述我們學院前輩先生的生平與治學歷程、育人故事，既是致敬前輩先生為我們的學科、為我們的學院（系）付出的諸多心血，彰顯我們的辦學傳統和學術底蘊，促進人文社科學術振興，也希望勉勵青年學子感悟大師風采，心懷遠大理想和學術熱忱，繼承發揚優良學風，成長為我們學院一百多年悠遠文脈新的傳人，今后在各地各行業弘揚山大精神，在新時代的奮斗報國路上書寫“山大歷史人”的精彩華章。
“八大教授”是山東大學我院永恒的光榮。20世紀50年代，八位著名的歷史學專家楊向奎教授、童書業教授、黃云眉教授、張維華教授、陳同燮教授、鄭鶴聲教授、王仲犖教授、趙儷生教授甫聚山東大學歷史系，即以中國古史分期、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等重大學術話題開端發皇，因切中時代變遷而引領中國學術潮流，并由此形成“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并重的學術家風，奠定了山東大學史學發展之長久格局。上庠大木，蔭綠千秋，“八馬同槽”遂成士林傳奇，山東大學亦以“文史見長”而譽薄海澨。（張友臣教授：《山東大學歷史學“八大教授”群雕落成》，2011年10月15日）
鄭鶴聲教授
近代史學家鄭鶴聲
鄭鶴聲（1901～1989），原名松表，字萼蓀，號鶴皋（取《詩經》“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之義），后改號萼蓀。浙江諸暨人，著名史學家、文獻學家。1951年，到青島山東大學，1958年隨山東大學遷往濟南，是20世紀50年代全國赫赫有名的山東大學歷史系八大教授之一。其研究領域廣泛，涉及清史、中華民國史、中國近代史、中國史學史、中國文獻學、海外關系與中西交通史、中國文化問題、中國民族問題、中國邊疆問題等方面，尤以中國近代史、中西交通史、中國史學史研究成就突出，是我國中國近代史和中外關系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
鄭鶴聲1901年5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諸暨縣北鄉泰南村一個農民家庭。1920年考入國立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3年該校并入東南大學，即現在的南京大學)文史地部，受學于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地理學家竺可楨。在校期間，他參加了由柳詒徵指導的“史地研究會”，擔任《史地學報》第6屆的編輯和第7、8兩屆的編輯部副主任，與張其昀、向達負責編輯了《史地學報》第2卷和第3卷。1925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先后在云南高等師范學校、東陸大學(今云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任講師、教官和教授。1929年，任南京教育部編審處常任編審，兼第三組主任，同時兼任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特約講師、教授。解放后一直在山東大學歷史系任教，歷任歷史系教授、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名譽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文史哲》編委會委員等職，曾任政協山東省第二至五屆委員會委員，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委員。1989年4月20日在濟南病逝。
他的學術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史學史和文獻學研究。
1926年，他在云南講授《中國史學史》，1928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打算出版這套講義（26冊）。為年僅27歲的青年學者出叢書，并命名為“鄭氏史學叢書”，這是空前的學術盛事。1929年，他在商務出版了《班固年譜》，同年商務又排印了他著的《荀悅年譜》、《劉知幾年譜》、《司馬光年譜》、《徐光啟年譜》，可惜均毀于上海戰火。從1930年至1936年，商務陸續出版了他著的《袁樞年譜》、《史漢研究》、《中國史部目錄學》、《中國文獻學概要》（合著）、《司馬遷年譜》、《杜佑年譜》、《四庫全書簡說》等。
在鄭鶴聲先生的心目中，歷史文獻學在歷史研究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明確告誡學生，不要怕當“史料派”。對于學術界某些從概念出發演繹歷史的不良傾向，他很不以為然，向學生指出：搜集資料，貴在于勤，貴在于恒。《中國文獻學概要》是鄭鶴聲針對20世紀初學術界出現的蔑視民族文化的思潮，以期改變當時“號為學人，而叩以本國文獻之要略，瞠目而不知所對者”的情況而出版的。這是一部中國文獻學的開山之作，這部名著是“在中國現代第一次使用‘文獻學’的名稱來概括一門學問”；第一次總結了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范圍、內容，初步奠定了研究體系；在中西文化沖撞的時代背景下，重新審訂、申明中國文獻學的世界地位與價值；對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歷史作用作了系統總結。此書出版后，受到廣泛歡迎，一些大學的相關專業將其列為教材，并多次重印。
而他著的《中國史部目錄學》，到20世紀90年代仍是這方面唯一的專著。
二是中西交通史和中外關系史。
他是我國中西交通史和中外關系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對鄭和下西洋研究有特殊貢獻。如1935年他在查閱明嘉靖年間錢谷所編《吳都文粹續集》時，發現了鄭和自述《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跡碑》一文，其所記鄭和出使年歲、次數與《明史》成祖本紀、鄭和本傳所記大有歧異。他認為鄭和自述當為第一手史料，據此糾正了諸書所記鄭和下西洋往返年歲、次數的脫漏與謬誤，一時被史學界視為重大收獲。從此他開始廣泛搜集鄭和研究史料，多次實地考察，1936年春，又在南京靜海寺發現鄭和下西洋殘碑。經過十余年在江蘇、福建、云南實地查考與史料搜集，在1945年出版了《鄭和》，1947年出版了《鄭和遺事匯編》，被史學界評為超越前人的重要成果。而20世紀80年代與兒子鄭一鈞合編的《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三卷，更是這方面的巨著。
三是中國近代史研究。
鄭鶴聲是我國近代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在1931年就出版了一百多萬字的《中國近世史》，此書明確提出新航路發現以后，明朝正德年間歐洲人東來為近代史開端，近代史主要研究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侵略，西洋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這是開創性史著，被顧頡剛評價為當時中國近代史研究兩大流派之一。他也是中華民國史的最早的系統研究者之一，1943年他所著《中華民國建國史》出版，書中明確提出以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為線索研究中華民國，他這種匠心獨運、自我機杼的觀點為當時學術界所矚目。解放后，他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根據唯物史觀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發表了《太平天國婦女解放運動及其評價》、《試論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及其歷史意義》、《辛亥革命前夕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待帝國主義的態度》、《試論孫中山思想發展道路》等一系列文章，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近代歷史，并修正了自己過去的一些見解。他還參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編輯工作，以及教育部中國近代史教學大綱編定委員會工作，為近代史資料學及近代史教學作出了積極貢獻。此外，他對中國政治思想史和文化史也多有研究。
鄭鶴聲先生一生勤奮治學，學識淵博，熟諳古今，治史60余年，著述宏富，出版的專著有《史漢研究》、《中國史部目錄學》、《中國文獻史》、《中國史學史》、《中國近世史》、《中華民國建國史》、《鄭和遺事匯編》等20余部，發表論文100余篇，計2000余萬字。
【文稿來源】劉培平主編：《山大第一》，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
【圖片整理】李華陽 常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