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山東大學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網站設立“史學名家”欄目，講述我們學院前輩先生的生平與治學歷程、育人故事，既是致敬前輩先生為我們的學科、為我們的學院（系）付出的諸多心血，彰顯我們的辦學傳統和學術底蘊，促進人文社科學術振興，也希望勉勵青年學子感悟大師風采，心懷遠大理想和學術熱忱，繼承發揚優良學風，成長為我們學院一百多年悠遠文脈新的傳人，今后在各地各行業弘揚山大精神，在新時代的奮斗報國路上書寫“山大歷史人”的精彩華章。
華崗與山東大學以文史見長
今年（2003年，編者注）是華崗校長誕辰100周年，我們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來紀念這位山東大學輝煌歷史的創造者。
山東大學向以文史見長，華崗校長對這一特色的形成，功不可沒。作為當年曾經親聆教導的一個文科學生，謹以本文來表達對老校長的懷念。
華崗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20-40年代擔任過共青團的省委書記、中央宣傳部長，黨的南方局宣傳部長、上海工委書記，以及《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總編輯等一系列要職，蹲過5年國民黨監獄，是一位久經考驗的老革命家。華崗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他的《社會發展史綱》和《辯證唯物論大綱》產生過廣泛影響，是一位杰出的理論家。華崗在當校長以前，已經出版過《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有日文譯本）、《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有日文譯本）、《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有俄文譯本）、《社會發展史綱》、《蘇聯外交史》、《中國歷史的翻案》、《五四運動史》等著作，是一位學識淵博的著名學者。華崗思想敏銳，作風民主，平易近人，剛直不阿，善于獨立思考，是一位極富人格魅力的教育家。這些優秀品格，決定了他是一位有膽識有魄力的開拓型校長，能夠引領大家闊步前進，把學校辦成一所有自己特色的知名大學。
華崗任校長期間，正是新中國教育界經歷重大變革的時期，為了對原有各類大學進行整合，全國高校進行了一系列的并遷和院系調整。這種整合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蘇聯模式進行的，顯然有許多不合國情之處，但不可否認，也有應當給予肯定之處。就山東大學來看，整合過程中失去了許多優勢，原有的工學院、醫學院、農學院和政治系（包含哲學、政治、經濟三個專業）、藝術系等均被遷出，從一個文、理、工、醫、農、藝術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變成了僅有文、理兩類的蘇聯式綜合性大學，這是不利的一面；但某些學科尤其是文史兩系卻也增加了優勢，教師隊伍實力大增，為文史見長特色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整合后的山東大學，中文、歷史兩系在全校各系中，不僅在教師總數上占據優勢，而且在高級職稱（教授、副教授）的人數和比例上優勢更加突出。歷史系高級職稱15人，占全系教師數的43%，為全校之冠。中文系高級職稱11人，占32%，僅次于歷史系，與理科的生物系并列第二。應該指出，文史兩系的這種優勢正是在全國高校的并遷和調整過程中形成的。歷史系15位教授、副教授中，有9位是在此期間新來的，其中包括鄭鶴聲、張維華、黃云眉、許思園、陳同燮、吳大琨、趙儷生等名師，占了全系高級職稱教師的60%。中文系11位教授、副教授中有5位是新來的，其中包括高亨、高蘭、殷孟倫、關德棟等名師，占了全系高級職稱教師的45%。這么多名家教授云集山東大學，除了全國性的并遷調整這個因素之外，華崗校長個人的人格魅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吳大琨教授1951年在國外工作回來，就是因為“得知華崗同志在山東大學任校長”，“放棄了其他工作機會，而向組織上要求分配到青島山東大學工作的”；[2]趙儷生教授也是“應華崗校長之邀”來到山大的。[3]（P226）如果沒有這樣一位胸懷坦蕩、品格高尚、具有極強凝聚力的校長，不僅新的人才吸引不來，原有的人才也會流失。1952年冬，全國性的高校整合基本告一段落。富有戰略眼光的華崗校長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如何辦出山東大學自己特色的問題。這年11月，他把童第周、陸侃如兩位副校長請來，共同商討學校的發展重點和如何形成山東大學的特點。對于文科，“他們一致認為中文、歷史兩系師資陣容整齊，水平較高，教學和科研都已打開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績，可以作為學校重點學科”。[1]（P231）時間證實了華崗校長的遠見卓識。僅僅過了半年，1953年5月，中央高教部就下達了指示，要求各綜合性大學研究發展重點與方向。同年6月，山東大學送呈了《關于我校理、文兩科發展重點與方向》的報告。至此，文科以中文、歷史為發展重點的戰略決策正式敲定。
華崗校長為文史見長特色的形成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了大量艱苦卓絕的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許多知識分子對黨和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缺乏認識，華崗校長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帶領全校師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全校建立了政治大課制度，華崗校長親自講授社會發展史和辯證唯物論，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他講的政治課，理論聯系實際，深入淺出，生動活潑，不念報紙，不背本本，效果特好。每次他講課，廣播站前可容3000多人的廣場總是擠得滿滿的，連青島市的許多干部和中學教師也紛紛前來聽講，可謂盛況空前。這種動人的情景至今仍是許多當年在校的老山大人心中的美好回憶。
當時在全校掀起的這股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熱潮，有力地推動了文科教師自覺地學習和運用唯物史觀來指導學術研究，從而得以在許多研究領域走在了全國學術界的前列。為了推動文科教學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華崗校長以身作則，帶頭搞研究，上講臺，講新的專業課，開拓新的學術領域。他是中文系魯迅研究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他不僅參加講課，還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魯迅思想的邏輯發展》。在他的帶動下，孫昌熙、劉泮溪等青年教師迅速成長為魯迅研究的專家。在他的推動下，歷史系也開出了一系列新課，如中國土地制度史、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手工業商業史、古代東方史、亞洲各國史等，其中中國土地制度史、中國農民戰爭史兩門課不僅在全國高校中屬于首創，還由此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華崗校長十分重視發揚學術民主，鼓勵學術爭鳴，使山大文史兩系的學術空氣空前活躍。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中，正是華崗校長讓童書業、王仲犖教授消除了顧慮，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并受到史學界的重視。趙儷生教授1951年在《歷史教學》發表了論述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文章后，被山西大學趙宗復校長批評為有右傾錯誤，他去請教華崗校長。華校長仔細閱讀之后，認為趙先生文章犯了粗疏的毛病，但還說不上是右傾錯誤，而批評他的文章卻帶有“左”傾虛無主義的毛病。雙方各有精彩和失誤，不是一方絕對正確，另一方絕對錯誤，建議趙儷生先生平心靜氣地寫一篇答辯文章。趙儷生先生照此辦理，批評文章和答辯文章同時刊出，爭論遂告解決。對此，趙儷生先生十分佩服，認為華崗校長確實是“政治爭論和學術爭論中的一名老資格的舵手”。[3]（P231）
大學是知識分子群集之地，作為校長，能不能尊重知識，愛護人才，正確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能不能辦好學校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這方面，華崗校長堪稱楷模。新中國成立后搞過許多政治運動，常常有一種寧左勿右的傾向。三反五反運動時，學校某些指導運動的人一味強調防右，出現了逼、供、信等“左”的傾向，發生了醫學院一位著名教授因被誣為女特務而服毒自殺的事件，華崗校長及時指出：“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就是實事求是，有右要防右，有‘左’要反‘左’，當運動已出現大量‘左’的行動時，還要防右就必然造成損失”。他在全校黨員大會上教育大家要愛護知識分子，他說“損失幾萬元也抵不了損失一個專家重要”。[4]（P236，228）來自齊魯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張維華正是由于華崗校長的保護，才得以免遭被揪回原單位審查的厄運。由于華校長尊重與愛護知識分子，又平易近人，不擺官架子，所以許多教師都愿意找他談心，把他當作知心朋友。歷史系童書業教授每逢遇到想不通的問題精神緊張而睡不著覺的時候，常去找華校長，經過華校長一番開導之后，童先生便輕松愉快地回去了。
為了普及提高文科的學術研究并與國內外進行學術交流，華崗校長牽頭創辦了《文史哲》雜志，最初是一個同仁刊物，由華校長任社長，楊向奎教授任主編，華校長以自己的稿費收入作為辦刊基金。在華校長的帶領下，文史兩系的教授們積極寫稿，參與編、審、校、發行，不拿稿酬。刊物很快就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并從1953年起正式成為山東大學文科學報。華崗校長是為《文史哲》寫稿最多的人，《文史哲》的每期稿件他都要親自審定。他還親自幫助老教授和青年教師修改文章，歷史系老教授鄭鶴聲寫了一篇《試論孫中山思想的發展道路》的長文，是解放后較早地研究孫中山的文章，鄭先生對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正確評價孫中山沒有把握，就去找華崗校長，華校長熱情地肯定了文章材料豐富，同時又指出觀點不夠明確，重點不夠突出。然后親自幫他從觀點到寫法作了較大修改后發表在《文史哲》上，該文后來被民革中央的刊物轉載，作為民革成員的學習材料。[5]華崗校長十分重視提攜青年，鼓勵學術爭鳴。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文史哲》發表了中文系畢業生李希凡、藍翎合寫的評論《紅樓夢》研究、對某些著名紅學家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的文章。基于同樣的理念，《文史哲》還倡導發表了一系列開拓新領域、提出新觀點的文章，諸如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土地制度問題、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魯迅研究問題等，引起了學者們極大的興趣，踴躍向《文史哲》投稿，開展爭鳴，在相當長時間內《文史哲》成為引領學術潮流的論壇，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繁榮新中國學術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當時的這些新潮文章自然不可能達到今天人們的認識水平，它們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但它們和后來極左年代的批判文章不同，它們是學者們在學習、探索和前進過程中的局限，應當給以客觀公正的評價。
由于華崗校長高瞻遠矚、堅強有力的領導，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的山東大學文科，學術空氣濃厚，學術思想活躍，培養了理論聯系實際、踏實嚴謹、開拓求新的優良學風，形成了以文史見長的特色，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山大人曾自豪地把這個時期稱為山東大學歷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代”。[1]（P2）
當時，中文系群星璀璨，有號稱“四大金剛”的以馮、陸、高、蕭為代表的一群著名教授，他們在文學、語言學的諸多方面各領風騷。陸侃如、馮沅君夫婦在中國古典文學界久負盛名，他們合寫的《中國文學史簡編》是當時為數不多的部定教材之一，《中國古典文學史簡編》被譯成英、俄、捷等文字出版，他們合寫的《中國詩史》曾得到魯迅的高度評價。高亨教授是當時少數幾位著名的先秦文史專家和文字訓詁學家之一，他的《周易古經今注》等論著早在40年代就聞名于世，60年代曾得到毛澤東的“高文典冊，我很愛讀”贊賞之語。[6]（P596）蕭滌非教授以《杜甫研究》著稱，他與郭沫若是杜甫評價中兩種對立觀點的代表人物，他對學術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科學評價的態度，在學術界受到高度的尊敬和廣泛的認同。殷孟倫教授以精于古漢語、古文字和訓詁學著稱；殷煥先教授以現代漢語語言學和音韻學見長；高蘭教授的朗誦詩享有盛名；關德棟教授是著名的滿族文化語言研究專家，對敦煌學和俗文學也頗有研究；孫昌熙、劉泮溪是當年頗具實力的副教授，魯迅研究專家。
歷史系人才濟濟，名流云集，是當時國內綜合性大學歷史系中實力最強的系之一，有以“八大教授”為代表的一群名師。楊向奎教授在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領域的成就為學術界所公認；童書業教授的春秋史研究至今仍屬頂尖水平，他的手工業商業史研究具有開拓性，繪畫史研究也獨具特色；王仲犖教授是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研究中魏晉封建論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魏晉隋唐史研究領域和武漢大學的唐長孺教授同處領先地位，有“南唐北王”之美譽；趙儷生教授是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后來代表農民戰爭史研究兩種對立觀點的孫祚民和孫達人恰好同是他的弟子，他對土地制度史和明史也有精深的研究；張維華教授在中外關系史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以功力深厚、富有創見著稱；鄭鶴聲教授在古籍版本目錄學、中西交通史和中國近代史等領域有重要建樹；許思園教授學貫中西，除世界中世紀史外，在中國哲學史和中國詩論方面均有獨特見解；黃云眉教授以治明史著稱；吳大琨教授以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史見長；陳同燮教授是世界史名師。當時還有盧振華、徐緒典、韓連琪、孫思白和華山等副教授、教員已經在中國古代史、近代史、革命史和思想史等領域顯露頭角。
華崗校長領導的山東大學，在大力發展理科的同時，充分意識到人文學科的價值和作用，給我們留下了內涵豐富、特色鮮明的人文學術傳統。我們的前輩名師們視學術如生命，具有對學問不懈追求的可貴精神；他們甘耐寂寞、潛心學問、厚積薄發，拒絕浮躁淺薄、急功近利；他們緊跟時代步伐，敏銳而不保守，有著強烈的開拓創新、敢為天下先的學術追求；他們崇尚學術自由，以論辯求真知，反對嘩眾取寵、門戶之見。唯其如此，他們才能夠創作出眾多的在各個學術領域處于前沿的精品，為后人留下如此豐富的傳世佳作。唯其如此，傳承了這種優秀傳統的山大后輩學子才能夠不斷地脫穎而出，成為新的學術帶頭人。唯其如此，山東大學以文史見長的特色才能夠獲得學術界的廣泛認同。
追尋已往的足跡，是為了思索今日之路徑。歷史的輝煌只能代表過去，新的時代要求我們創立新的業績。21世紀初的山東大學已經又是一片天地。由原山東大學、山東醫科大學、山東工業大學合并而成的新山大，辦學條件已大為改觀，從師生規模、教學設施到資金投入，都遠遠超過了當年華崗校長領導的山東大學。新的山大面臨著新機遇、新挑戰，新的山大人如何繼續保持和發揚山大以文史見長的特色？如何與時俱進，開拓和培育新的更多的為學術界所認同的特色學科？人們正翹首以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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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趙儷生文集：第5卷[M].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4] 山東大學校史（1901-1966）[M].趙儷生文集：第5卷[M].呂慧鵑.華崗同志，山大人懷念您[N].山東大學（校報），1980-05-28.
[5] 鄭鶴聲.我對華崗校長的回憶[N].山東大學（校報），1980-06-10.
[6] 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文章來源】喬幼梅：《華崗與山東大學以文史見長》，《文史哲》2003年第3期。
【圖片】所加圖片為山東大學中心校區的華崗校長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