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林昌
中國有非常悠久的史學傳統。以司馬遷《史記》為開端的歷代“正史”，記載了從五帝時代、夏商周直至明清的完整發展過程。然而，這部中國古代史，只不過是改朝換代、世系沿革的帝王興衰史；至于夏商以前的上古史，更是籠罩在神話傳說的層層迷霧之中。科學意義的中國古史研究，有待于現代化背景下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指導，有待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古史研究的深化
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科學精神和啟蒙思想呼喚著中國傳統史學的轉型。19世紀末20世紀初，康有為的“今文學派”、顧頡剛的“疑古思潮”、王國維的“古史新證”，便是時代的產物；而影響最深遠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入，與中國新史學體系的建立緊密相關。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研究社會的本質，研究歷史的發展。一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兩對矛盾的辯證統一；二是由這兩對矛盾運動所引發的人類社會發展演進五大階段，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唯物史觀對中國歷史學的影響，經歷了一個傳入、接受，學習、消化，對照、解釋，以至本土化發展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又幾乎與中國共產黨的準備、建立、發展相始終。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最早是以1899年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文章，推薦馬克思及《資本論》為開端。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促進了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
唯物史觀之所以在較短的時間內為中國人民所接受，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救亡圖存、社會轉型的需要。一百年的中共黨史，就是唯物史觀的實踐史；而一百年的中國古史研究，又始終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歷史依據。這些體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40年代的“古史分期”、新中國成立后的“五朵金花”爭鳴之中。中國新史學體系正是在這樣的討論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并不斷取得新成就。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實踐，直接推動百年古史研究的深化。百年古史研究，首先是幾代有理想抱負的歷史學家們，自覺運用唯物史觀，具體分析中國古史資料，逐步建立起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體系的過程。
20世紀30年代，郭沫若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該書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為指導，將先秦傳世文獻與考古出土文獻相結合，開創性地建立起中國古史發展的科學體系。此外，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期的中國社會》，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等，也為中國古史新體系的建立作出了貢獻。
20世紀40年代，侯外廬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以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為指導，以亞細亞理論為線索，具體分析東西方古代社會發展路徑的異同，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古史研究的先例。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的《中國史綱》、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等，具體分析中國歷史的分期，樹立了以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態為線索撰寫中國通史的重要范式；而其內容上又強調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發展歷史的主題，為抗戰時期與解放戰爭時期鼓舞干部群眾的斗志發揮了特殊作用。
20世紀50年代，古史分期討論又掀起新高潮。與此同時，另一批學者積極探索中國上古史。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為指導，具體分析五帝時代神話傳說背后的歷史真相。此外，楊向奎、楊寬、徐中舒、金景芳、王玉哲、尹達等學者也利用新出考古資料重新審視中國上古神話傳說資料，提出了既有理論又有考據的一系列學術卓見，中國上古史因此獲得了科學論證。
現代考古學的進步，進一步佐證了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在中國，考古學發掘和研究的目的首先是為了重建古史。傅斯年在史語所建立考古組的時候提出，為了建立古史而“動手動腳找材料”。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大學等高校的考古專業都設在歷史系，“考古”與“文獻”成了歷史研究的“車之兩輪”。而一大批考古學家首先都是歷史學家，他們為中國古史的建立，不斷推出新的成果。如，鄒衡、李伯謙等先生的夏商周考古，為認識中國早期文明提供了具體資料；嚴文明、張忠培、俞偉超等先生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為探索五帝時代文明起源作出了貢獻；李學勤、裘錫圭等先生則利用一系列考古遺址、實物、甲骨文、青銅銘文、簡牘帛書等，為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建立中國古典學，提出了新的理論體系。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尹達、夏鼐等考古學家在全國各地考古遺址逐步增多、考古實物不斷豐富的基礎上，開始考慮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體系。改革開放以來，石興邦、蘇秉琦等人逐步創立中國考古區系類型學，趙輝、欒豐實、王巍等新一代考古學家又繼續發展了考古聚落形態學。
20世紀末21世紀初，國家相繼實施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逐步建立起了公元前841年以前所空缺的中華文明史的前兩千多年的年代學標尺，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終于有了實物支撐和科學論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斗，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
新時代中國古史研究大有可為
在新時代，中國古史研究需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作出新的貢獻。
其一，以動態發展的眼光，全面總結馬恩經典著作中的歷史理論、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建立有一個發展完善的過程，馬恩經典著作在中國的翻譯出版經歷了一百多年時間。我們應該從動態發展的眼光深入鉆研馬恩經典著作，梳理出其中的相關論斷，然后根據有關新舊史料，對中國古代社會作出合理分析。
例如，關于奴隸制。1884年出版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系統闡釋了農村公社與奴隸社會的關系。然而，該書出版后，世界學術界對“公社”的認識又有了新的進展。其中最典型的成果就是俄國學者科瓦列夫斯基于1890年出版的《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該書發現“農村公社”之前還有一個“家長制家庭公社”階段的存在。1891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四版據此進行了修訂，對原稿有20多處內容補充。在“原始氏族公社”與“農村公社”之間增加了“家長制家庭公社”這一過渡階段，并強調“家庭公社”內部存在的“家內奴隸”現象，實際上是一種“不發達的奴隸制”。
其二，努力構建中國古史“三大體系”，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要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我們應該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經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具體過程，揭示中華文明的內涵特征。
中國古代獨特和優越的地理氣候環境，促成了中華農耕文明的形成。這與古希臘、小亞細亞的航海商貿文明、歐亞大陸北部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鮮明不同。農耕生產需要聚族定居，因此中國先民很早就有祖先崇拜、強調血緣族團，形成了“家國一體”的觀念。中國的農耕生產與血緣管理，使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走過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
（作者系山東大學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