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關于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歷史學界重要學術性刊物《歷史研究》2022年第一期特別開設以“百年考古視野下的中華文明及其世界貢獻”為主題的筆談，該欄目邀請了活躍在我國考古界與歷史學界的3位知名教授發表學術體會。山東大學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江林昌教授論文《百年考古推動中國古典學步入黃金時代》在該專欄發表并產生較大反響。近日，國內權威期刊《新華文摘》第13期全文轉載了該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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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考古推動中國古典學步入黃金時代
1925年，王國維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提出了“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的著名論斷。王國維列舉的“新發見”，是指偶然發現的殷墟甲骨文、敦煌經卷遺書等，多非科學發掘所獲。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于1921年，于今已百年。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1月3日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時致賀信、2021年10月17日致信祝賀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9月28日以“我國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舉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這三次有關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指示，高度重視考古發現與研究的深遠意義，要求“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推動相關我院融合發展”，“運用我國考古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展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一、考古大發現促進歷史學大發展
百年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考古步入了“大發現時代”。其中一個重要標志是1990年起每年舉行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發現”。所謂“考古大發現”，不僅指考古發掘揭露的遺址規模大，出土的遺物多，更是指考古發現揭示的重大歷史信息，或可填補歷史研究的空白，或改變傳統認識，或印證尚未確認的重要歷史事件等，最終推動歷史學乃至整個中國古典學的大發展。
（一）考古發現實現了“重建上古史”的夢想，“延伸了歷史軸線”
20世紀20年代，在新文化運動科學精神感召下，胡適、顧頡剛等沖破傳統經學束縛，重新審查史料，試圖建立可信的上古史。他們雖然在思想上表現出一定的進步性，但方法上仍是以古書證古書，造成了許多誤解，以致出現“東周以上無史”的偏見。同時，另一批學者主張利用考古出土材料填補傳世文獻空白，重建上古史。1925年，王國維開設“古史新證”課，利用新出土甲骨文、金文等印證《史記》的《殷本紀》《夏本紀》所載世系，以此證明夏商歷史的真實存在。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掘，是中國學者主持現代考古發掘的開始。李濟在之后還提出了利用考古發掘成果“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宏愿。
1928年，李濟主持河南安陽殷墟的科學發掘。1930年，李濟、吳金鼎等發掘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遺址。1931年，梁思永、尹達等發掘安陽高樓莊后崗遺址，發現了仰韶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小屯殷墟文化層由下而上的“三疊層”關系，從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方面建立了探索商以前歷史的依據，意義重大。考古工作者由已知推未知，由后代推前代，以此建立的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為傳世文獻所載夏商西周歷史提供考古學證據。胡適在提出“東周以上無史論”時，也曾設想“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軌道以后”，“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在考古發現的基礎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
《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考古學上與五帝時代相對應的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者通過區系類型分析，在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遼河流域、河套地區劃分出八個文化區，各區文明多元發展又相互影響。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不同區域文化出現向中原匯聚的趨勢，為夏商周三代以中原為中心的多元一體發展格局奠定了基礎。21世紀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基本探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經歷了以公元前3800年、前3300年、前2500年為大致分界的三個遞進發展階段。
中國現代考古學出現以前，中華文明史的年表只能依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司馬遷以后，歷代學者向前推定年代的諸多方案都沒有得到科學證明。考古發現彌補了以往年代學上的空白，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基本脈絡，使“重建中國上古史”由夢想變成了現實。
（二）考古發現印證了傳世文獻的記載，“增強了歷史信度”
傳世先秦秦漢文獻是研究中華文明史的重要資料。這些文獻的可信度需要考古材料驗證。根據文獻記載，夏商周三代的社會結構主要表現為以父權制家族公社為特征的血緣管理。在由夏而商而周的發展中，父權制家族公社血緣管理規模不斷擴大，內部分層更為細密。如《左傳》定公四年載周初分封魯國、衛國、唐國時，不僅賜典章制度、財物，還分配了被征服的血緣族團成員。分配給魯公的“殷民六族”，允許其保持內部大宗、小宗、家內奴隸等不同層次的父權制家族公社血緣管理模式。《尚書》中也說“爾殷遺多士”，“爾乃尚有爾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等。這些記載表明，無論是殷遺民，還是受周王分封的各諸侯國，都保持著父權制家族公社的聚族定居、聚族勞作的血緣管理模式。
魯國分封地在“商奄”曲阜。根據考古發現，曲阜魯國故城分內、外城，外城呈回字形圍繞內城。內城發現的西周宮殿基址，應是魯國國君及貴族處理政務與居住之處。研究認為在外城發現的“甲組”、“乙組”墓分別代表殷人墓、土著夷人墓與周人墓，并按血緣族團分區居于外城西部、西北部和北部中間。這就充分證明了《左傳》《尚書》等文獻記錄的可信性。《左傳》記載康叔封于“殷墟”。杜預注此“殷墟”即朝歌，在河南淇縣與浚縣境內。考古發現的浚縣辛村遺址及據傳出土于浚縣的康侯簋“誕令康叔鄙于衛”銘文可為證。《左傳》記唐叔封于“夏墟”，也已得到天馬—曲村晉侯墓地材料及其中M31所出“文王”玉環銘文“唐人”證實。
總之，文獻記載夏商周三代的歷史文化，大多已得到考古發掘成果印證，考古發現“增強了歷史信度”。
（三）考古發現填補了古代歷史文化的空白，“豐富了歷史內涵”
中華文明起源早，歷史悠久。韓非子在《五蠹》篇中將戰國以前的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階段。荀子《非相》篇感嘆，“上古”、“中古”的歷史文化已不易察，歷史久遠只能“論略舉大”，歷史靠近才能“論詳舉小”。
還有因主觀因素造成的空間詳略問題。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在中原，所以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華夷之辨”觀念，這些觀念集中反映在“先王之政典”的“六經”中。司馬遷以“考信于六藝，折中于夫子”為原則，敘寫《史記》，系統記載了中原的歷史文化，周邊部族的則描寫簡略。20世紀前半葉，蒙文通、徐旭生對五帝以來遠古部族相關記載進行總結，如中原地區華夏部族集團、海岱地區東夷部族集團、江漢地區苗蠻部族集團等。這些記載與考古發現的中原、海岱、江漢文化區相對應，是文獻與考古相印證的佳例。進一步需要討論的是，既然考古學劃分的中原、海岱、江漢文化區有遠古部族活動的文獻記載，那么，其他文化區也應有相應記錄。但現存文獻卻是空白，考古學引發了對相關問題的繼續探索。
不僅如此，即使是中原地區的先秦秦漢典籍，由于自然或人為的原因也多有散佚。所以，研究中原、海岱等地區的歷史文化，同樣需要考古學提供更多的資料。例如，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河南潁河上游發現的登封王城崗、禹縣瓦店、新密新砦遺址，在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上與夏代中晚期的二里頭文化緊密連接，為夏代早期歷史文化的探索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證據；2003年在濟南大辛莊發現的商代晚期4片有字甲骨，不僅填補了安陽以外不見商代有字甲骨的空白，還證明大辛莊一帶是商王朝在東方的重要方國中心；等等。考古發現極大地開拓了認識上古歷史文化的視野，突破了傳世文獻的局限，“豐富了歷史內涵”。
（四）考古發現展現了歷史文化的真實圖像，“活化了歷史場景”
甲骨文有“出入日”記載，《山海經》有“日月所出之山”與“日月所入之山”各6座。考古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日月山”圖文使這些記載更加形象、具體。“日月山”陶文在山東、安徽等地多有發現，說明古代農耕文明崇拜日月天體神靈的普遍性，也證明甲骨文與《山海經》的相關記載正是遠古歷史文化的反映。又如，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M45墓主兩側用蚌殼堆塑的龍虎形象，以及墓主北側用肋骨組成的北斗圖像，將先民借助龍虎圖騰祈求靈魂升天的原始宗教觀念形象生動地展現出來。陶寺遺址用土坯建成的扇面形觀象臺，為我們呈現了《尚書·堯典》“觀象授時”的場景。二里頭宮殿遺址的發掘，使我們可以設想夏代各部族酋長在夏族共主主持下議政、朝會的畫面。考古學“活化了歷史場景”。
二、百年考古開拓人文學科新境界
西方考古學有古典考古學、人類考古學等區別，中國考古學因豐富的文獻資料形成了歷史考古學。中國學術文化傳統“經史子集”一體，“文史哲”不分家。百年考古不僅促進了歷史學發展，還開拓了人文學科新境界。
文字學方面，考古發現開創了許多新分支。中國傳統文字學實際上是“《說文》學”，又稱“小學”。考古發現促使古文字學發展出甲骨學、金文學、戰國文字學、簡帛學4個分支。甲骨文已有較為成熟的體系，考古學者據此向前追溯文字的起源與發展線索。考古發現了有關商代早期鄭州二里崗文化的2片有字甲骨，發現了有關夏代的二里頭文化陶文、登封王城崗陶器上的“共”字，發現了相當于五帝時代陶寺文化陶器上的“文”、“邑”以及大汶口文化陶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斤”、“戉”、“凡”、“封”等字。雖然對這些陶、玉器刻文的釋讀學界仍有討論，但筆者相信，這些考古發現不僅將漢字的起源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而且將漢字從起源到甲骨文出現之間2000多年發展過程的大致脈絡基本連接起來了。
文學史方面，考古發現帶來的影響更加廣泛。首先，豐富了古典文學內容。如《荀子》有《成相》篇，先秦文獻“成相體”僅此見。1975年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的出土，為探索成相體的源流帶來突破。其次，填補了文學史研究空白。《漢書·藝文志》收錄先秦屈原賦、孫卿賦直至漢代的騷體賦、散體大賦、抒情小賦1000余篇，都屬文人賦，是精英文化、大傳統。1993年江蘇連云港尹灣漢墓出土的《神烏傅（賦）》竹簡，則揭示了漢代民間俗體賦的流傳。裘錫圭聯系敦煌西北馬圈灣漢簡所記“韓朋故事”、敦煌藏經洞所出《燕子賦》《晏子賦》《王陵變》《季布罵陣詞文》等，勾勒出漢代俗體賦的宏大輪廓。“從《神烏賦》和韓朋故事殘簡來看，漢代俗文學的發達程度恐怕是超出我們的預料的。”這些俗體賦是漢魏時期的民間文學、小傳統，因考古發現得以填補。最后，改變了文學史一些傳統認識。傳統文學史教材認為，中國志怪小說最早出現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而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墓主記》的出土，證明志怪小說在戰國晚期已經出現；2012年公布的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更將其出現時間向前推至戰國早期。
哲學史方面，考古發現可以為探索學術思想的源頭提供參照。西周以來理性覺醒，“六經”出現；春秋戰國時代，諸子哲學發展。以往學界關于先秦哲學思想及其內涵特色如何形成等問題，因傳世文獻的欠缺而討論不足。考古發現為這方面的探索開啟了新視角。例如，古代先民以為日月圍繞地球旋轉，由此出現了“太陽循環”觀念，又因東臨大海而產生了“日出湯谷”神話。先民認為，太陽夜間在地下泉水運行，第二天從東方大海中再次升起。荊門郭店戰國楚簡《太一生水》篇載：“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時，周而又始，以己為萬物母。”這是中國古代宇宙觀念的開篇，隨后出現了四方與四時觀念。《周易》的“原始返終”，《說文解字》的“始一終亥”，孔子的“中”哲學，老莊的“道”哲學等，都是原始宇宙觀念的概括總結。而考古發現的河北磁縣下潘汪仰韶文化陶缽上的“日出大海循環倒置圖”，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象牙梳上的“太陽循環八卦圖”，安徽含山凌家灘墓地玉版上的“太陽光芒八星圖”，以及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畫《宇宙》《天象》《月忌》、馬王堆漢墓帛畫《太一將行》的“圖”與“文”等，不僅展現了相關哲學思想的系列畫面，而且將其源頭追溯到了5000多年以前。
文獻學方面，考古發現提供了新資料。改革開放以來，出土文獻數量多、涉及面廣，特別是戰國時期的出土文獻十分豐富。湖北荊門郭店楚簡的年代被推定為戰國中期，竹簡的抄寫及其文本的形成應更早。這些出土文獻為我們研究先秦古書的形成及相關學術思想的流變，提供了重要依據。例如，郭店簡《老子》的發現，不僅破除了《老子》成書于秦漢的誤解，而且證明戰國早期儒道多有相通之處，戰國中期以后才出現分離的趨勢。
三、中國古典學步入黃金時代
王國維認為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的“發見時代”。20世紀90年代，李學勤進一步提出，中國考古已進入“大發現時代”，但還不是考古學的“黃金時代”。現在，考古學的“黃金時代”終于到來了！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黃金時代”的標志，不僅是考古學本身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由考古學所引起的整個中國古典學的繁榮昌盛，以及中國古典學在當今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所以，這里的“黃金時代”是就包括考古學在內的整個中國古典學而言的。以下先對“中國古典時代”與“中國古典學”略作界定。
“古典”一詞中外皆有。中國古代的“古典”是指以“六經”為代表的先秦典籍。如《史記》太史公曰：“書缺有間矣。”唐司馬貞《索隱》：“言古典殘缺有年哉，故曰有間。”《后漢書》稱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藝經藝……正坐自講，諸儒并聽”。西方的“古典”有多重含義。其一指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經典文獻；其二指由這些經典文獻所記載的古希臘古羅馬歷史文化，故稱“古典時代”；其三指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經典及其歷史文化的學問，故稱“古典學”。東西方“古典”一詞產生的時代背景雖不同，但有相通之處。以此為參考，筆者作如下認定。
狹義的“中國古典時代”專指春秋戰國時代；廣義的“中國古典時代”還包括夏商西周早期文明發展階段的“前古典期”，五帝時代文明起源階段的“古典源頭期”，秦漢的“后古典期”，魏晉至1840年的“古典影響期”。對狹義與廣義的“中國古典時代”的學術研究可總稱為“中國古典學”。“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對象至少涵蓋以下三個層面。其一，文獻學。包括商代晚期甲骨文的“典”、“冊”和西周王官之學，春秋戰國時期集中出現的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經籍元典，秦漢時期持續先秦學術整理完善的典籍。此可以東漢《熹平石經》《白虎通義》及《漢書·藝文志》中六類所列書目為代表。其二，語言學。與典籍相關的文字學，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劃文字、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字、兩漢今古文以及相關的音韻學、訓詁學。此可以漢代的《爾雅》《釋名》《說文》為總結。其三，歷史學。以傳世經典與文字資料為線索，充分利用考古資料，對廣義的“中國古典時代”作全面總結，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學術史研究等。此可以《史記》《漢書》《后漢書》為時代下限。
以上三個方面，不包括長達1000多年的“古典影響期”。因為魏晉以后已經開始了中國傳統古典學的重建工作。中國古典學的重建往往是隨著時代、思想的發展，方法的更新，更重要的是隨著新資料的發現而不斷發展的。因此，中國古典學經歷了多次重建，每次重建都使其展現出新的面貌。1840年以后，傳統的古典學重建轉入現代古典學重建。王國維以“二重證據法”為特征的“古史新證”，李濟以現代考古學方法研究歷史的“古史重建”，改革開放以后李學勤、裘錫圭等的“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研究”，21世紀初饒宗頤提出的利用新出土文獻重新整理先秦經典的“新經學”等，都屬于中國現代古典學重建工作。傳統與現代的古典學重建在不同歷史階段推動了中國古典學的發展。總體上看，這些重建工作屬于學術史上的積累階段。真正的重大發展，即質的變化，是百年考古所引起的整個中國古典學的一系列突破與整體繁榮。筆者認為，百年考古推動中國古典學步入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的到來，具備了以下條件。
一是變革與繁榮是中國古典學黃金時代到來的社會條件。
古今中外學術思想文化本身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又恰好遇到社會結構變革、社會經濟繁榮的時代背景，才可能出現根本性的質變。在中華文明史上，這種根本性的質變有兩次——春秋戰國時代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春秋戰國時代的變革是5000多年中華農耕文明發展史上最根本的一次社會大變革，將此前延續了2500多年的血緣管理轉變為影響此后2500多年的地緣管理。春秋戰國時代經濟空前繁榮，促進了農業的繁榮與人口的增加，提高了手工的技術與效率，擴大了商品的交流，引發了新興城市的增多、中心城市的繁華等。變革與繁榮推動五帝時代至夏商西周長期積累的思想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出現轉化與創新。因而有了“六經”整理、史書編撰、學派蜂起、百家爭鳴、辭賦創新等學術思想文化的繁榮。
第二次根本性變革與空前繁榮是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春秋戰國時代形成的中國古典學，在魏晉以后經歷了農耕文明背景下的1000多年重建積累。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古典學在近代文明的影響下開拓發展；到1921年現代考古學的興起，更是開啟了“古史新證”、“古史重建”工作的百年積累。新中國7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成功開創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這一背景下，必將出現文化大繁榮、哲學大突破、思想新高峰，從而步入中國古典學的“黃金時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這就是中國古典學開始步入黃金時代的社會背景。
二是發展與融合是中國古典學黃金時代到來的學科依據。
中國古典學步入黃金時代首先需要各學科本身的深入發展。例如考古學，從地層學、類型學、區系類型學說、聚落形態研究等方法的發展到水下考古、科技考古、環境考古等領域的開拓，學科不斷發展。又如甲骨學，相關研究在“羅王時代”收集甲骨、文字考釋等傳統方法基礎上，進入到地層關系、世系稱謂、貞人分類、字形句法、宗教習俗等科學研究的階段。1933年，董作賓提出殷墟卜辭五期發展說。此后，甲骨分期又有董作賓的“文武丁卜辭之謎”，李學勤等的“歷組卜辭”、“無名組卜辭”、“王卜辭”、“非王卜辭”、“殷墟甲骨分期兩系說”等新認識。其次，需要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例如，以往學者多據金文王年、月相的記錄做金文歷譜研究，但科學的研究必須以考古類型學為基礎：明確青銅器出土地層關系，結合碳十四測年、陶器分期判斷埋藏年代，依據青銅器形制、紋飾、銘文字體判斷制作年代，將金文所載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與器型、銘文相近或相關的其他青銅器比較進行綜合考察，再以銘文王年歷史推算具體年代。
以上例證，代表了中國古典學的發展總趨勢。以多學科聯合攻關為特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是其具體表現。考古學促進各學科的深入發展與交流融合，為中國古典學步入黃金時代提供了學科依據。
三是唯物史觀是引領中國古典學步入黃金時代的理論旗幟。
中國獨特的歷史地理背景，造就了獨特的文化傳統。馬克思主義產生于19世紀的歐洲，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所用材料以歐洲、西亞、北美為主，中國的較少。因此，我們應在東西方文明比較中總結中國古典文明規律與古典文化內涵，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一般性與中國古代歷史的特殊性相結合。
20世紀，隨著西方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西方文明史理論與文化學理論也在不斷發展。但其材料仍主要來自西歐、北美，指導思想也多以西方話語為中心。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立場，在合理借鑒西方理論優長的同時，挖掘歷史，把握當代，充分體現古典文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以上兩點，是中國古典學步入黃金時代之后必須堅持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再具體建構中華古典文明、古典文化的“三大體系”。例如，根據柴爾德《遠古文化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可知，在地中海周邊許多地區，出現了農業與畜牧業分離、手工業與農業分離、商貿業與工業分離的所謂三次分工，文明在這一過程中起源發展。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后雖然也出現了三次分工，但分工不分家。不僅在血緣族團內亦農亦畜，而且直到商周時期手工業、商業與農業都在父權制家族公社內統一管理，這就是《左傳》所說的“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農不移、工賈不變”。又如，中國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但中國的奴隸社會，在夏商周時期父權制家族公社的家內奴隸制長時間持續后，才發展為秦漢時期以郡縣制為背景的社會奴隸制。另一方面，西周實行家內奴隸制的同時分封建侯，已表現出了封建因素。也就是說，從西周到秦漢，奴隸制與封建制處于疊合粘連的狀態，這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性。
總之，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方法對中國文明作具體分析，總結其中的規律，提煉概念術語，構建中國特色理論體系。同時，必須將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典文明與古典文化，同當今中國社會變革相結合，在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變的過程中，推動其中的積極因素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這是一項文化繼承與創新工程，是中國古典學步入黃金時代的核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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