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李發根研究員撰寫的《黃河故道之變與土地權屬之爭（1855—1937）》和鄭澤民博士后撰寫的《“庚子西狩”時期電報通訊機制考析——以京師與行在的聯絡為中心》在《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2期同時發表。
李發根在《黃河故道之變與土地權屬之爭（1855—1937）》一文中，梳理了明中期后蘭陽以下黃河河道基本固定后的灘地概況與國家治理，重點考察黃河北徙以降故道生態的演變，特別是民國建立至全面抗戰前，中央和地方圍繞土地權屬展開的多重糾葛。
文章指出，明清時期治理黃河，在今蘭考以下河段南北筑堤，形成長逾千里、寬約數里至數十里的河道。河道除行水外，尚有面積廣闊的河灘。鑒于河務、漕運之重，國家奉行“不與水爭地”，嚴禁墾殖。1855年，黃河北徙，故道成地數百萬畝，但復故與否，清廷爭論未決，直至辛亥鼎革仍無明確措置故道方略。
文章提到，民初，主政江蘇的馮國璋為辟財源，上呈中央，欲將故道之地劃歸地方處理。然而，變賣官產已成北京政府開源之既定政策，馮的計劃落空。袁世凱死后，地方勢力膨脹，掌控蘇省的齊燮元無視中央法令與社會抗爭，公開放領故道。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積極推動導淮。黃河故道與之關系甚大，中央議決導淮委員會接管，但相關工作無論是在統治核心的江蘇還是山東、河南，皆舉步維艱。故道土地權屬之爭，凸顯了國家治理能力的實態。
鄭澤民在《“庚子西狩”時期電報通訊機制考析——以京師與行在的聯絡為中心》一文中，考察了“庚子西狩”期間，行在與京師之間通訊狀況經歷的復雜變動。
文章指出，起初因通訊不便且兩宮行止難測，留京官員只能通過親往或轉借商遞等方式聯絡行在，行在則多通過差遞將消息經保定轉寄京城。兩宮駐晉期間，為保障行政時效，有線電報逐漸成為京師、行在間的主要通訊載體，一度形成以上海為中心，以西安、保定為兩翼的電報、驛遞并舉機制。兩宮“幸陜”后，由于京津行軍線、滬沽海線的利用，西安、京師兩地憑電報線便可通信。行在的情報核心軍機處，主導了電奏、電旨的處理，其經手的電報視收發者情形而有“公”“私”之分，反映出行在對外電訊的實態。公電、私電的界定只取決于電報收發方的情形，若從所涉事務的公、私性質而論，公私界限將不復分明。
文章認為，行在電報機制的形成，既有維系清廷有效統治的現實考量，亦是對巡幸傳統的回應。該機制雖確保了對外交涉的效率，卻也加劇了對決策與談判的不利影響，使本就政見歧出、權責不一的“多角政治”更為集中地凸顯，這種正反作用力的不斷撕扯幾乎貫穿了辛丑和談的全程。而電奏體系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權。這均是電報“兩面性”的體現。
近年來，李發根圍繞黃河、淮河史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該文是其基于相關問題在《近代史研究》發表的第二篇文章。鄭澤民的文章則是圍繞晚清史在《清史研究》《史林》《歷史檔案》等核心期刊發表相關成果后的最新力作。兩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同期發表，表明了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發展活力和良好態勢，未來學院將持續推進近現代史研究立足本土，兼采內外，產出更多有價值的理論和應用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