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山東大學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江林昌教授《一萬年來中國文化的對外交流互鑒》的學術文章。
全文如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中華文明起源早，持續時間長，內涵豐富，特色鮮明。中華文化很早就與域外廣泛交流，為世界文化的繁榮進步作出了貢獻。在交流過程中，中華文化不斷吸收域外文化的合理因素，顯示了其開放性；又深刻影響域外文化，體現了其先進性。吸收與影響是同時進行的。
近代以來，隨著西歐工業文明的先行一步，出現了西方文化中心論。在此背景下，有關中外文化交流的敘說中，偏重的是“西學東漸”的一面，而忽視了“中學西播”的一面。這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在當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歷史自覺，在承認“西學東漸”的同時，更應該以長時段意識、大空間視野，梳理“中學西播”的全過程，讓世界了解中國，了解中華民族，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國文化的三個重要特征是對外交流互鑒的基礎
中國文化、中華文明起源的早期性特點。在人類發展史上，從以采集食物、狩獵動物為特征的舊石器時代向以生產食物、畜養動物為特征的新石器時代轉化，大致發生在距今一萬年左右。這個轉化集中體現在幾個農業中心的出現，如中國的長江、黃河流域，西亞的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流域，南亞的印度河流域，北非的尼羅河流域。伴隨農業出現的還有畜牧業。這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飛躍。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在《遠古文化史》中稱之為“農業革命”。這幾個農業中心，發展到距今五千多年前，都相繼進入文明時代。古代中國、美索不達米亞、古印度、古埃及，成為世界上最早獨立起源的文明古國。柴爾德將這些人類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飛躍稱為“城市革命”。
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特點。由于具體地理環境不同，不同地區的農耕畜牧內容也會不同，并導致其文明內涵的不同。中國的黃河、長江兩條大河都是東西走向，其中長江在北緯30度左右，黃河上下大致在北緯35度左右。基本相同的氣候土壤環境，出現了大致相同的農作物。這種大致相同的農作物與畜牧業，又決定了中國先民大致相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保證了他們很早就聚族定居。雖有不同的文化區與文明圈，但其區系間的差異并不大，因而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在早期發展階段可以是“多元并行”的，到夏商周三代又很自然地形成了“多元一體”格局。總體上看，其政治是穩定的。夏商周三代雖有共主的替代，但文化內涵、文明形態基本上是前后相續的。這就是孔子所總結的“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
南亞印度河、西亞兩河、北非尼羅河的文化與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都先后中斷了。而中國以黃河、長江為中心，附以淮河、濟河、西遼河等大小河流在內的數百萬農牧生產區，一萬年來綿延發展，保證了中華文明五千多年從未中斷。這在世界文化史與文明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成為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
中國文化、中華文明內涵的民族性特點。農牧生產需要陽光雨露，因而中國古代盛行日月天體神靈崇拜；農牧生產需要土地森林，因而中國古代盛行山川土地神靈崇拜；農牧生產需要人丁興旺，因而中國古代盛行部族祖先神靈崇拜。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天人合一”“陰陽互補”的自然宇宙觀、“家國一體”“集體為先”的社會政治觀、“宗族和諧”“等差有序”的倫理道德觀。于是，宗教、政治、倫理三合一，神權、族權、政權相統一，神話、圖騰、儀式不分離，詩歌、音樂、舞蹈同步驟。有了以父權家長制家族公社為結構的血緣管理和社會形態，土地公有、集體耕作、農業手工業畜牧業不分離的生產方式。有了夏商周三代的王官之學，有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整理《詩》《易》《書》《禮》《樂》并修《春秋》，屈原編修《九歌》《天問》并作《離騷》《九章》，墨子論《天志》、主《明鬼》、講《兼愛》、倡《非攻》，老子有《道德經》，莊子有《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應帝王》，以及齊國稷下學宮的諸子論道，百家爭鳴。
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經過五百多年社會變革的大激蕩而迸發出萬丈光芒。農牧文明背景下的民族經典形成了，偏重形象直觀的民族思維定型了，強調實踐理性的民族心理傳承了。中國文化形成了高原并產生了高峰，中華文明步入了黃金時代。秦漢以后，中國文化雖有不斷的變化發展，但都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對先秦文化的轉化與創新。秦漢以后，中華文明雖有政治上的朝代更替，但農牧文化、儒道文化、血緣管理、民族精神等文明形態始終綿延發展，并弘揚壯大。
正是中國文化、中華文明具有起源早期性、發展連續性、內涵民族性三個方面的重要特征，決定了其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鑒中一直處于優勢地位，并因此產生了深遠影響，作出了持久貢獻。
先秦時期中國文化對外交流的兩個向度
一萬多年中國文化史、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既有其內在變化發展、提高豐富的具體過程，也有其對外交流互鑒的輝煌圖景。一萬多年來，中國文化一直在積極對外交流，其早期交流可以從東西兩個向度考察把握。
1.石器時代中國文化的東向展開
人類社會在經歷了舊石器時代三百萬年漫長的發展之后，到距今一萬年前之所以出現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轉機，主要原因是全球氣候出現了由冷趨暖的變化。地球氣候學、古生物學等學科的綜合研究表明，在距今八萬年到距今一萬年前，由于受大理冰期影響，海水下沉。如今連接東北亞與北美洲的白令海峽在當時一直是陸路可通，學術界稱其為“白令陸橋”。在東南亞方向，如今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以及澳大利亞等大洋洲的許多島嶼，在當時與中國大陸也都是連成一片的。到了大理冰期趨向結束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氣候變暖，動植物、食物增多，人口出現了增長期。
為了緩解人口壓力，以黃河為起點的東亞先民紛紛通過“白令陸橋”向北美洲遷徙；又通過北美洲西部的山林地帶由北往南移動。后面的移民不斷增加，前面的移民繼續往南，最后穿過中美洲，來到了南美洲。以長江為起點的東亞先民，則沿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陸地紛紛往東南遷徙，以至到了澳大利亞等大洋洲各地。考古工作者、古生物學者根據美洲、大洋洲等地眾多洞穴內遺存的動物骨骼，以及大量的巖畫等判斷，東亞先民所到之處，繼續從事著采集與狩獵活動，留下了他們所創造的遠古文化。
這樣，就形成了以亞洲東部為起點的環太平洋地區的舊石器時代原始文化圈。雖然，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后，大約距今9000年左右，“白令陸橋”被上漲的海水逐漸切斷，成了“白令海峽”，東南亞陸地與大洋洲陸地也大都被海水切割分離；但舊石器時代晚期原始文化基因仍然影響著環太平洋地區后代先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并形成了其獨有的文化與文明。我國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李濟在他的《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中提出，中華遠古文化代表了“一種普遍傳播于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美國哈佛大學著名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在《考古學專題六講》中更是認為：“中華文明與瑪雅文明實際上是同一個祖先的后代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的產物。我們把這一整個文化背景叫做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而實際上，這個連續體的地理范圍是整個舊大陸和新大陸。”
這是中國文化最早以黃河、長江為起點呈扇形分別向東北與東南展開，包括整個太平洋沿岸的東向對外交流。有關這方面的情況，過去不為社會所了解，也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在當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梳理建構中華文化的對外交流史，就特別需要補上這一章。
2. 青銅時代中國文化的西向傳播
中華文明在五千多年前起源后，首先經歷了相當于歷史學上五帝時代，即考古學上的銅玉石時代一千余年的發展階段，然后又進入了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青銅文化發展時期。與此同時，在南亞印度河流域、西亞兩河流域、北非尼羅河流域也都進入了青銅文明時代。所不同的是，中華文明從起源到早期發展一直連續進步，而其他三個區域的文明卻呈現出劇烈的動蕩乃至中斷。這里需要介紹的是，由這幾個文明中心擴散而成的整個亞歐大陸青銅文化圈，以及中華古文明在這個亞歐青銅文化圈中所發揮的交流聯系作用。
青銅時代，中國文化在空間上的西向對外交流，是以考古學家童恩正先生所揭示的“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為起點的。具體一點說，就是從東北的大興安嶺到內蒙古大青山，西抵寧夏賀蘭山、甘青河湟地區，再折向青藏高原東部直達云南西北部，從而形成了由新石器時代后期至青銅時代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這條文化傳播帶具有特殊的文化史、文明史意義。
在這條中國邊地半月形文化帶的西南端，從四川等地出發，通過云貴高原，進入緬甸、孟加拉國等山地，來到印度河流域，再經過印度河進入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后到達西亞兩河流域，又經西奈半島與北非尼羅河文明聯系。這樣就形成了一條由中國連接南亞、西亞、北非的山地青銅文化大動脈。考古工作者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巴遺址、摩亨佐·達羅遺址里發現的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彩陶，與中國甘青地區馬家窯彩陶相一致，學者們推測這正是通過這條西南山地青銅文化大動脈的傳播而形成的聯系。到了商周之際，中國的絲綢出現在埃及的底比斯；而埃及古文明的荷魯斯之眼、圖特摩斯三世的權杖、圖坦卡蒙的金面具等色彩濃厚的因素都出現在三星堆青銅器的造型之中。這些文化元素也應該是中國通過西南山地青銅文化大動脈作遠距離交流的證據。
由邊地半月形文化帶西北端，經甘肅河西走廊而到新疆的阿爾泰地區、天山南北，與中亞地區今天阿姆河流域的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境內的奧克瑟斯文化、辛塔什塔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連接西亞與歐洲，從而形成了由中國西北向連接亞歐草原青銅文化的大動脈。中原地區的彩陶文化通過這條大動脈傳播至中亞、西亞、歐洲廣大地區。商代后期，殷墟墓葬中出現的輻輪馬車與俯身葬應該是辛塔什塔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通過這條亞歐草原青銅文化大動脈，再經過邊地半月形文化帶的西北端而傳入中原的。
到了西周，中國與西北向亞歐草原青銅文化帶上的交流進一步發展。《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周穆王“周行天下”。汲冢的《竹書紀年》與《史記》的《趙世家》《秦本紀》都記載造父為周穆王駕車而西行。顧實的《穆天子傳西征講疏》考證推定，周穆王西出雁門關，經過于闐，登上帕米爾山，到達興都庫什山脈，又經過撒馬爾汗等地進入今天的伊朗地區，即所謂“西王母之邦”。又跨越高加索山，北入歐洲平原，直抵波蘭。顧實還據此提出，通過穆天子西征的路線，可以認識中國上古時代亞歐草原青銅文化帶的東西交通是如何形成的。
考古工作者在阿爾泰地區發現了公元前5世紀的貴族墓。其中，巴澤雷克5號墓中出土有鳳凰圖案的刺繡絲織品、四輪馬車、神樹形象，乃至秦式銅鏡等。學者們分析認為，這些刺繡絲織品與四輪馬車來自中原地區，神樹可能受四川三星堆文化影響，而秦式銅鏡是典型的陜西關中地區的產物。有人還推測，在古希臘發現的雕塑人物形象上稀薄透明的衣服可能就是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從中國傳來的絲織品。嚴文明曾經總結新疆地區青銅文化“作為東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早先是西方的青銅文化帶著小麥、綿羊和冶金技術，不久又趕著馬匹進入新疆，而且繼續東進傳入甘肅等地。東方甘肅等地的粟和彩陶技術也傳入新疆，甚至遠播中亞。這種交互傳播的情況，后來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團隊最近公布的關于新疆地區青銅時代人類基因組的證據表明，該時期新疆地區的人群，除了出自新疆本地的人種外，既有來自河西走廊的東亞人種，也有來自中亞的奧克瑟斯與安德羅諾沃人種。這表明，半月形文化帶西北方向的亞歐青銅文化帶上的東西文化交流曾經是十分活躍頻繁的。
以上介紹表明，青銅時代中國文化的西向傳播，是以中國邊地半月形文化帶為起點，通過西南向山地青銅絲路文化帶與西北向草原青銅絲路文化帶，呈雙臂環抱中亞、南亞、西亞、北非乃至東歐而展開的。這也是中國文化對外交流互鑒的重要篇章，值得大書特書。
明清以來“西學東漸”背景下的“中學西播”
夏商西周的青銅時代，經春秋戰國的過渡，秦漢以后便進入鐵器時代。中華文明也由先秦的早期文明發展，轉入秦漢以后的成熟文明發展。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轉化創新并達到頂峰之后，從秦漢、魏晉、南北朝，經過隋唐、宋元金，而至明清，不僅其自身隨時代的發展而豐富內容、隨時代的變化而創新發展，而且與域外的交流也更加廣泛而頻繁、具體而深入。秦代的徐福東渡朝鮮半島與日本，漢代的張騫通西域，唐代的玄奘西行取佛經，明代的鄭和航海先到了西太平洋的東南亞地區，再跨過印度洋而到了南亞、西亞、非洲等地。這些都是中國文化主動對外交流的典型事例。
在16、17世紀以前，中國的農牧文明一直領先于世界。在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中華元素深刻影響了域外世界。歷史上一直有許多國家派使者前來中國學習取經，尊稱中國為“禮義之邦”“文明國度”。
西歐國家從15、16世紀開始，隨文藝復興而倡導科技革命；17、18世紀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到了19、20世紀，西方工業生產需要擴大世界市場，因而開展全球殖民活動。1840年鴉片戰爭表明，中國科技經濟已經落后于西方。在此背景下，文化方面出現了“西學東漸”的趨勢，但“中學西播”的步伐始終沒有停止。只不過以往大家關注較多的是“西學東漸”的一面，而忽視了“中學西播”的事實。在當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我們必須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歷史自覺，應該重新評估16、17世紀以來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尤其是要系統展示曾經一度被偏見所掩蓋了的“中學西播”的歷史事實。近代史上“西學東漸”背景下的“中學西播”情況，大致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
1.“中學”啟發了西方重要科學成果與哲學思想的形成
近代以來，西方的科技文化與哲學思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這自然是西方歷史文化轉化創新的結果，尤其是古希臘古羅馬古典文化的復興與發展。但也深受古老中國數千年燦爛文化的啟發。
例如，17世紀萊布尼茨（1646—1716）的科學成果與哲學思想就與中國科技與文化的影響有直接關系。萊布尼茨正當清順治與康熙年間，他是數學通才，在代數領域作出了杰出貢獻。他既創制出了能進行四則運算的計算器，發明了二進制算術，又是數理邏輯學科的奠基人。萊布尼茨一生對中國文化保持濃厚的興趣與敬重，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國迷”，他的科學成就與思想創造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1697年，萊布尼茨通過明末清初到中國傳教的一批神父收集了大量中國文化資料，編輯出版了《中國新事萃編》。在該書的序論中，萊布尼茨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敬重：“全人類最偉大的文明和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終于匯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中國。”他堅信“當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的時候，也會把他們兩者之間的所有民族都帶進一種更合乎理性的生活”。另一位德國學者波賽爾在《萊布尼茨與中國》一書中也指出，17世紀以來歐洲對“美洲的發現，曾經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而“對中國的發現是文化的發現”。
1689年7月19日，萊布尼茨給在中國傳教的神父閔明我的信中，請教了30個關于中國文化的問題。這30個問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從物質到精神，從科學到哲學，對中國文化的學習成就了萊布尼茨的科學與哲學研究。
18世紀的歐洲，曾經出現空前的“中國熱”。這與傳教士努力進行“中學西播”分不開，萊布尼茨在其中也發揮了獨特作用。當時，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西方學者有“利瑪竇派”“龍華民派”等。他們介紹中國的風土人情，尤其是儒家經典，對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西方漢學經歷了游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專業漢學三個時期。明末清初正是“傳教士漢學”時期。據統計，16世紀至18世紀來華傳教的西方人士近千人，他們把中國文化、中國的儒學、宋明理學、科學技術傳到了西方。
2.“中學”影響了西方的文學藝術創作與批評
中國一萬多年獨特的農牧生產，五千多年獨特的文明形態，孕育了中華民族獨有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中國的原始意象、情景交融、陰陽轉化等思想傳統，對近代西方的文學藝術創作與批評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的老莊哲學直接影響了19世紀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創作。18世紀德國作家黑塞，深受中國農耕文化深邃寧靜的境界、對神秘大自然的敬畏、對人生肉體死亡與靈魂重生的探索等方面的影響，感嘆中華民族是“我見到過的第一個真正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
又如，中國的禪學在魏晉南北朝醞釀、隋唐時期成型后，12、13世紀就影響到朝鮮半島、日本。到了20世紀，中國的禪學又通過日本傳入美國。12世紀以來，禪學還在東南亞地區廣為流傳。總之，禪學對環太平洋地區許多人的思想與文學藝術創作都產生了深廣影響。這可能與前文介紹的環太平洋原始文化基因有關系。
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的文學批評也有重要影響。出生于瑞士的榮格（1875—1961）是世界分析心理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理論創見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法國心理分析學家蓋亞爾就曾提出：“榮格分析心理學初建的時期，就與中國和中國文化發生了內在聯系。”
3.“中學”引導西方對物質文明的反思
西方的現代科技，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破壞了自然；在提高人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同時，也遲鈍了人的精神心靈。西方現代文明所帶來的這些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有社會責任感、有人類情懷的政治家、社會家、思想家們的反思。
早在20世紀初，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就對西方文化展開了全面的反思，其《西方的沒落》一書在社會各界產生了深廣影響。之后，法國思想家莫蘭進一步提出，當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西方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時候，也就越來越需要對中國文化引起重視，并希望從中國文化中找到反思西方現代文明的思想資源。
法國學者佛郎索瓦·于連提出，西方社會要認識自己，就需要以中國文化作為外在角度來考察：“中國文明是獨立發展的、時間最長的文明”，“中國是從外部正視西方思想的一個理想現象”。美國學者白璧德（1865—1933）被認為是20世紀前30年美國新人文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從文明互鑒立場出發，對中國古代思想傳統做了系統的現代詮釋，進而對西方近代思想文化進行了有效批判。
深化理論總結增強中國文化傳播力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總起來看，這個變局主要是指16世紀以來西方先進的工業生產，尤其是18世紀以來的以西方為主導的現代化國際體系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在文化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現代化高潮的背景是基督教文化，而第三次“東升西降”后的世界現代化高潮的背景是馬克思恩格斯所總結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及亞細亞文化歷史的傳播區，有些更是在儒家文化圈、漢字文化圈范圍內。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中國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解決現代化建設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全面深化改革，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實踐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黨的二十大集中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初步建構起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
實現現代化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權利和必然選擇，關鍵是能否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現代化之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要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更要符合本國實際，具有本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既有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超越，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國式現代化的初步成功和取得的顯著成就、新時代以來“東升西降”“中治西亂”的鮮明對比，已經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提供了全新選擇。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們首先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堅持“兩個相結合”，利用百年考古新資料與歷史研究新成果，全面總結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獨特路徑，系統梳理中華文化的特色內涵。其次，我們要擴大中華文化的對外交流互鑒，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與影響力，全面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原文鏈接：http://www.cssn.cn/skgz/bwyc/202306/t20230602_5642127.shtml
（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