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下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地理與地球科學系的Joseph R. Desloges教授做客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并做題為“River processes, alluvial deposits and the role of geomorphology in understanding archaeological site conditioning”的專題講座。本次講座由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董豫教授主持，文化遺產研究院部分師生參加，并在中心校區知新樓A1106同步視頻直播。
Desloges教授的報告講述了在理解考古學遺址環境條件時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概念、河流演變和河流地貌、沖積環境中的考古學釋讀。
首先，Desloges教授指出考古學與地貌學研究有很多共性，一是實地考察對于證實理論至關重要；二是均依靠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三是了解現代自然與人類的作用有助于重建過去的環境；四是工作的時間尺度相似；五是利用共同的方法和方法論。所以二者在研究時可以相互借鑒，相互學習。
在解釋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概念時，Desloges教授提出兩種存在模式，一是簡單的輸入輸出模式，即環境作用于人類社會，產生某種影響；二是有反饋和潛進程的互動模式，即自然和人類社會是兩個系統，它們之間相互作用。例如氣候變化、邊界條件、人類活動會對沖積系統產生影響；古洪水由地貌、沉積因素和水力因素決定。
在講述沖積環境中的考古學釋讀時，Desloges教授指出，在沖積環境中影響遺址和人工制品的保存的因素主要與材料的屬性、遺址所在區地貌和沉積學上的特征、不同來源物質的混合、時間分辨率的平均偏差、在序列中的間隙或間斷調查時取樣的偏見等有關。他還提到，河流進程中，表面侵蝕和河岸坍塌可能導致考古遺跡的消失、或將遺址深埋于地下，同時河流也有可能選擇性搬運暴露出來的遺物，這些因素均會影響人工制品組合。
為了使同學們更加直觀、更加清晰地了解河流演變與河流地貌，Desloges教授通過數學模型和圖片相結合來解釋相關情況，例如利用時間和空間尺度上的對數模型分析河流作用下的地貌類型；利用數字高程模型對加拿大素金河進行階地分析；通過圖示解釋沉積速率對人工制品密度和空間分布的影響。同時，他通過圖片講述了河流沉積的三類運輸模型：溶解荷載，懸浮荷載，和河床荷載運輸。其中河床荷載是決定河道形狀的重要組成部分，然后按照河流河道的形狀將河流分為曲流河、辮狀河、游蕩型河流、分支河流和網狀河流，以此分析不同形狀的河道所形成的河流地貌及其對周邊的影響。
隨后，Desloges教授以三個案例說明河流沖積物研究在考古學中的應用。第一個案例來自加拿大格蘭德河下游的幾個探溝，探溝剖面顯示該地區早期堆積速率較慢，隨著人類活動的影響，堆積稍有加快，表明歐洲人在這一地區定居后對周圍植被的破壞，對河流造成了顯著的影響，并導致了遺址的迅速掩埋。第二個案例針對于中國浙江上山文化附近的衢江。雖然經過了現代人為的多種干預和改造，很難得知這條河原始形貌，但是通過對上山文化龍游荷花山遺址附近進行探地雷達和鉆孔工作，發現了一個6米深的古河道，并認為其很有可能是衢江的古河道。第三個案例來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泰晤士河下游。通過調查發現，河谷兩岸遺址的分布存在一定規律，即早期遺址分布在海拔較高離河岸較遠的地點，晚期遺址則分布在海拔較低離現在河岸較近的地點。Desloges教授認為這是因為距離河道較近的早期遺址在后期河流變遷的過程中被沖毀。然而也有距離河道很近的較早遺址被保留了下來，通過在該遺址附近進行探地雷達和鉆孔分析發現，此河道在早期為水平方向擺動，后期河道基本保持不動，只在原河岸基礎上加高。這一被保存下來的遺址很可能形成于加高階段，因此沒有被破壞而保存了下來。
Desloges教授系統、詳細的講述了河流進程、沖積物沉積、以及地貌學在理解考古學遺址狀況中作用。講座最后，老師和同學們踴躍發言和提問，Desloges教授一一耐心解答，同學們受益匪淺。
（文/王欣 圖/闞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