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領域老老實實搞了幾十年
采訪鄒逸麟教授是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這位81歲的歷史地理學專家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
歲月，積蓄了他的思想和學問，仍留給他清晰的思維和矍鑠的精神。這使得他在采訪中，侃侃而談，觀點明晰，很有學者風范———屬于歷史學家的真實與敦厚。
“鄒逸麟先生為我國歷史地理學界公認的學科帶頭人，他終身致力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是繼第一代現代歷史地理學開創者（譚其驤、侯仁之等）之后第二代學人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學者。”這是上海市第十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學術貢獻獎，對其學術成就的評述與肯定。
支撐起厚重“學術貢獻獎”的，是鄒逸麟長達60年在歷史地理學領域的忠誠堅守與俯首耕耘。“搞歷史地理，學術面比較窄，有興趣的人也比較少，但它的研究是比較扎實的，走一步是一步。所以，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是傳世的，是永久性的人類科研成果，我們搞歷史地理學的學者，心里就是踏實?！?/span>
上觀新聞：您一輩子專研學問，這個“學術貢獻獎”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您作為一名學者的“踏實”。
鄒逸麟：這個獎就是一個鼓勵，鼓勵一個老人在一個領域里老老實實搞了幾十年，可能也反映了社會希望鼓勵一種踏實的作風。
上觀新聞：在一個領域里老老實實堅持幾十年，這在今天浮躁的時代里就像一個關于學術精神的隱喻。
鄒逸麟：平心而論，能夠在一個領域里搞幾十年，這不是我的貢獻，這是我的幸運。我想，在某個領域耕作這么長時間，只要你是真的下工夫去做，學問是不會辜負你的。
上觀新聞：所以，您雖然已經從復旦史地所的崗位上退休了，但從未在學問的天地中退休。
鄒逸麟：2008年我退休。退休后，學術方面還有幾個大任務在進行。一個是《清史?地理志》的編纂，我帶了十幾個學生一起搞的，從2005年開始到今年8月底剛剛弄完?！肚迨?地理志》部頭很大，一共有80萬字，花了我們很多的精力。目前，我手頭正在進行的是負責《運河志》的編寫工作。
把“偶然”堅持成“必然”
至今仍在主持科研項目的鄒逸麟，研究不止，筆耕不輟。他將這種生命狀態視作“晚年的福分，也是一個學者的宿命”。
學者鄒逸麟的“宿命”，始于1957年1月23日。
這一天，他步入位于北蘇州路上的河濱大樓報到。
這一天起，他跟隨現代歷史地理學開創者譚其驤，開啟了自己的學術生涯。
后來，鄒逸麟將自己與譚其驤的相遇、與歷史地理學的相遇，歸結為一個“偶然的天賜良機”。
1956年，從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后，他被分配至中科院歷史研究所任實習研究員。是年年底，借調在京主持重編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譚其驤返回復旦，需要歷史研究所派兩名助手同往，鄒逸麟是助手之一。由此，他輾轉回到了家鄉上海，偶然地走進了歷史地理學的天地。
上觀新聞：您的學術生涯是由“偶然”啟幕的，這種“偶然”是如何轉化成堅持一輩子的“必然”的？
鄒逸麟：那確實是個偶然。當時，我知道譚其驤這個名字，也知道譚先生是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但說實話，我并不了解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什么樣的學問。
譚先生就從最基礎的教我、訓練我，查資料、抄表格，學徒式地帶教。開始，他要我根據《大清一統志》編制清代行政區域表，從這部檢索歷史地名的工具書著手，去學習查閱古地名。后來，又讓我參加編制西晉圖政區表，就這樣我逐漸進入了歷史地理學的大門，而且安安心心一直搞了下去。
上觀新聞：“安安心心”，這么簡單的4個字，卻讓人感受到一種讓您那么多年堅持在這一學術領域的力量。
鄒逸麟：譚先生對我們的基本訓練也很重要。搞學術研究，就要練好基本功。這個基本功一定是要自己一次次地實踐出來的，沒有別的辦法。那時候，我們編圖很累的，不是一整天坐在那兒，而是動不動就要起來查書。我開玩笑說，我們搞學術工作其實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相結合。
上觀新聞：從1957年您跟隨譚先生學習編繪歷史地圖，到1992年譚先生離世，你們的師生之誼長達35年。
鄒逸麟：是的。我沒有聽過譚先生給本科生上的課，也不是譚先生的研究生，我就是學徒式地跟著師父，跟著他一個又一個項目做過來的。
上觀新聞：師父是嚴師嗎？
鄒逸麟：譚先生很嚴格的。有一次，我寫的一篇東西給譚先生批，他改的文字比我寫的還要多。
我們曾經請教過譚先生，您學問這么大，有什么秘訣嗎？他說沒有什么秘訣，就是不管大小事情，每件事都認真做。有的事情好像不重要，但認真做了以后，你的水平就會提高。這是譚先生給我們的最好的教育。
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
由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學界被稱為“譚圖”。
“譚圖”的編繪，前后綿延32年，最終成為了中國歷史地理學領域里程碑式的成果。
1989年，在中科院召開的慶祝大會上，譚其驤這樣總結道：“他們為《中國歷史地圖集》奉獻了一生最寶貴的時光，盡管他們所獲得的榮譽和報酬同他們付出的代價是很不相稱的，但他們都以能參加這項工作而感到自豪?！?b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
“徒弟”鄒逸麟，是“他們”中堅定而出色的一員。在一筆一畫的地圖編繪中，在日復一日的漫長堅持中，在沒有名利可預期的狀態中，他默默地為這項工程付出了自己的時間與智慧。與此同時，學術的經驗不知不覺積累著，并最終成就了他的學術攀登。
上觀新聞：《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前后歷經32年，您作為主要的參與者和見證者，至今難忘的是什么？
鄒逸麟：最早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并不是編制《中國歷史地圖集》，而是以清代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為基礎，進行改繪、修訂。隨著工作的深入，發現這條路走不通。首先，“楊圖”精確度差，誤差很大，內容也有很多謬誤；其次，“楊圖”只從春秋繪到明代，而且僅限于中原王朝，沒有全面反映出我們這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的真實面貌。
為此，1960年，譚先生決定編繪一部準確反映中國歷史的圖集，名字就叫《中國歷史地圖集》。這樣，工作量和工作難度都大大增加了。特別是有些地區的地名方位，史書無專門記述，全靠到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去搜索尋覓。因為增加了邊疆地區圖幅的編繪，復旦一家承擔不了這個任務，還邀請了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參與到項目中來。這就需要大家經常地開會、討論，反復溝通與確認。最后全部的地圖編完，參與人員的名單有一百幾十人。
上觀新聞：從改編“楊圖”到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從這一變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
鄒逸麟：繪制工作用了這么長時間，還有一個“底圖”的問題。我們畫歷史地圖是古今對照進行的。開始時，今天的地圖我們用的是上世紀50年代的地圖。隨著中國測繪事業的發展，我們發現這個地圖的許多錯誤，就要重新換。換一次地圖，就要把那么多歷史地名、地形等“搬一次家”。地名要重新考證，地形不一樣，換一次地圖，要畫一年多。我們一共換過4次地圖，前前后后用了六七年的時間。
從1980年開始，歷史地圖集就修訂一本出版一本。但明清時期的地圖，因為涉及政治問題，譚先生和有關部門看法不一致，多次開會討論，大家各不相讓，就一直拖著。但是，前面幾冊地圖已經出版，國內外學術界都在關注，唯獨明清兩冊遲遲不出版，國外學者也有疑問。后來，出版社給中央打報告，最終決定聽從專家的意見，于是，1987年，明清兩冊地圖出版，這項工作才算全部完成。
上觀新聞：聽說為了地圖集早日問世，繪制人員都爭分奪秒地干？
鄒逸麟：有幾年，我們是沒有寒暑假的，春節也就3天假。我們白天干，晚上也干，還有通宵干的。工作辛苦，但大家也沒什么牢騷。
上觀新聞：在卷帙浩繁中查證地名，經年累月地伏案一筆一畫，這份工作繁瑣枯燥又容不得一絲馬虎，是什么讓你們堅持下來的？
鄒逸麟：當時我們接的任務，都是一搞就是幾十年的任務。搞這么大的項目，要這么長的時間，也沒有名，也沒有利，但那時候，大家也都沒想著要多少稿費，也沒有名利思想，就是干工作。像我，大學畢業后這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死心塌地。
上觀新聞：當學術的生命經歷了這樣厚重的砥礪，學術的成長也就變得水到渠成。
鄒逸麟：進行大的科研項目有兩個好處。一個是對國家學科發展有好處。中國的學科發展多是以大項目為基礎的，像對殷墟甲骨文、敦煌的研究,都是幾十個人花幾十年時間搞的，搞出來以后國際上震驚。這樣的研究是可以讓學科發展上一個層級的。
第二個好處是培養人才?，F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界六七十歲的人，差不多都參加了歷史地圖的編纂。我認為，青年人搞研究，要有大的任務帶動比較好，要有立足點。不管你搞什么學問，沒有基本功，研究就沒有頭緒。這種科研的集體項目是訓練一個人基本功的最好途徑。
把黃河“鋪成”一個區域來研究
從表象上看，由于將大量時間奉獻給了集體項目，使得鄒逸麟在個人成果的獲得上“大器晚成”。
往深里分析，正是這條最好的途徑，引領鄒逸麟去攀登屬于自己的學術高度。
對黃河、運河與歷史時期環境變遷的研究，是鄒逸麟個人學術研究的重點與成就所在。其中，鄒逸麟對黃河、運河的研究，都始自集體項目的工作需要。他系統梳理了魏晉以后黃河河道千年的變遷過程，并將此畫在不同時期的歷史地圖上。為此，他需要從文獻的字里行間找出相關信息，制作黃河決口、溢出、改道的年表，以及一份歷朝歷代黃河流經地點的年表……這些都是硬功夫、苦功夫磨出來的“活”，但這樣的“活”無疑具有傳世的價值。
上觀新聞：君住長江尾，為何會把自己的研究興趣長期鎖定在黃河流域？
鄒逸麟：編《自然地理》的時候，譚先生對我說，“你去寫黃河?！蔽揖腿硇牡厝懀氚褑栴}搞搞清楚。那個時候，黃河流域的地方我跑了不少，也找了各地的水利局、民政局等單位，特別是黃河水利委員會。我就是這樣開始對黃河的系統研究的。
上觀新聞:走出書齋，實地考察，是否帶給您不一樣的治學感受？
鄒逸麟：我們主要是研究黃河中下游，到了河南、山東一帶，那時候農村都是土路，很苦的。一路走來，得到很多感性的認識。比如，我們看到黃河已經改道了，原先的一些河堤還留在那里；河南有的縣城，地勢是城里低城外高，因為黃河大水時帶來的泥沙，不斷堆積在城墻外；河南延津縣北古代有個“胙城”，曾是南北交通要道，我們想去看看，可當地人說，那里全被沙淹沒了，只能靠走路去……
這些真實的情況讓我看了以后很有感受。寫黃河不僅要講述黃河變遷的歷史，也要探索黃河變遷的原因與規律，以及它對整個黃河下游平原社會經濟的影響。這就要把一條“河”鋪成一個“區域”來進行研究，寫一本黃河與環境變遷的書。這就是后來完成的《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它也是第一本區域歷史地理著作。其實，中國各區域之間的差異很大，很多地方值得深入研究。
上觀新聞：這樣一份對黃淮海平原歷史環境變遷的研究，奠定了學術界對于該區域環境史的基本認識和理解。而您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從事對歷史時期環境變遷的研究。
鄒逸麟：如果說，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我對黃河、運河的研究，是在譚先生指導下的奉命之作的話，那么，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對歷史時期環境變遷的研究，是我個人多年學術積累的自覺行為，是在一個學術領域內蓄積待發的自然結果。
上觀新聞：今天，環境問題是一個全球關注的問題。特別是在當下這個霧霾頻至的時節，老百姓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與議論尤為急切。
鄒逸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一些環境問題的形成，并非始于當代，而是千百年來不斷積累所致。就以黃河為例，因黃河上中游地區不斷開發導致水土流失，使得下游河床不斷抬高，人們只能筑壩擋水，最終讓黃河成為“地上河”。像陜西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唐代以前生態環境非常優美，但因為后來連續開荒，環境開始變差，造成如今西安地區的缺水。
現在的環境問題比歷史上的要復雜得多，比如空氣污染、水污染的問題歷史上是沒有的。但人類對待自然與環境的指導思想是古今相通的，即對自然不要過度消耗，要和諧共存。如何處理發展與保護的矛盾？還是應該把眼光放長遠些，寧可發展速度慢一些，也不要破壞環境，否則是要付出代價的。
做學問不是現賣燒餅，不急在一時
從鄒逸麟的履歷上，人們似乎可以看到一種默默積蓄，然后激越爆發的力量。
他做了整整22年的助教，1978年升講師，1980年升副教授，1984年升教授。此后的一路飛速成長，正是得益于他之前那么長久的“壓箱底”的積累，不急不躁，躬耕學問。
1986年，譚其驤卸任復旦史地所所長，將接力棒交到了鄒逸麟手上。鄒逸麟以60年的治學生涯，在歷史地理學領域承前啟后。
上觀新聞：當了22年的助教，您內心有沒有著急的時刻？
鄒逸麟：不急。一來，大家都是助教，二來我覺得搞學問還是應該靜下心來。當時，我還開玩笑說，我這個22年的助教應該是名助教了吧。
后來，職稱一開放，我就很快當上了教授。我覺得這得益于以前那么多年心平氣和地做學問，而不是因為沒有看到希望，我就不做學問了。做學問，不能有雜七雜八的念頭。
上觀新聞：但目前的學術生態被詬病的一點，恰恰就是雜念多，不純粹。
鄒逸麟：這可能不僅是學術本身的問題，也和時代發展帶來的問題有關。現在學風的問題是不踏實、比較浮。我感覺，現在的人比較喜歡研究龐大、虛空的題目，不太肯做踏踏實實的學問。
我的想法是，學術大廈是一代一代人添磚加瓦建起的。雖然，這添磚加瓦里有學問大小的差別、數量多少的差別，但整個學術大廈就應該是這樣一代一代越建越高的。假如不能踏踏實實地做學問，只關注一些花里胡哨的東西，可能今天一發表，明天吸眼球，后天就沒人睬你了。
上觀新聞：要建學術的大廈，而不是學術的空中樓閣。
鄒逸麟：空中樓閣對學術發展是沒有價值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是學以致用，學術是要為社會發展服務的。但這有一個前提———你的研究是踏踏實實的、有科學性的、有價值的，那么你的“致用”才是真正的有用?！爸掠谩敝v求的是學術的真東西，那些迎合一時的熱點、需求進行的研究，往往是站不住腳、流傳不下來的。你看，陳寅恪先生的幾本小冊子，到今天有人要做相關研究時，還是繞不開。而有些人寫了很多追逐當時熱點的學術文章，今天根本沒人看，到廢紙堆里去了。
上觀新聞：要做真學問，真做學問。
鄒逸麟：對。真正的學問，總是有用的，也許今天用不著，但早晚會有用。做學問不是現賣燒餅，要出爐趕快賣掉。做學問恰恰要耐得住寂寞，不急在一時。
有些學術研究，例如關于西夏文字、契丹文字的研究，不是當前立刻用得著的，但還是要有人研究。這種學問在歐洲是很發達的，如果我們的研究在國際上能夠與人對話，便能提升中國的形象。一個國家的地位，不僅僅靠GDP，靠經濟實力，在文化領域也要有發言權。
鄒逸麟教授，山東大學歷史系1951級校友，中國歷史地理學科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代表性成果有《中國歷史自然地理》《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