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情緒這樣的問題，長期以來主要為哲學、文學、藝術學等學科所關注，近年來，在史學研究領域也出現基于情感史為考察對象的新興視角，并產生了一些頗有深度的理論思考和研究成果。就情感史的研究趨勢和學術熱點等問題，山東大學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教授孫一萍接受了中國社會科學網記者的采訪。

中國社會科學網：請您介紹一下，情感史作為當代史學一個新興研究視角，是學界基于怎樣的史學理論與方法的思考？或者說情感史為何會成為史學研究的問題？情感史概念一經提出，似乎在學界就飽嘗爭議，有學者認為其動搖了歷史學的科學性，或認為情感情緒因其個體的差異性和非理性，而不應作為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對于情感史所面臨的爭議，您如何看？

孫一萍：應該說，史學研究中一直或多或少地涉及情感因素。學界公認的嚴格意義的情感研究先驅，最早可追溯至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在1919年出版的《中世紀的秋天》（又譯《中世紀的衰落》）中，赫氏比較系統地探討了中世紀的情感生活，人們好勇斗狠、愛憎分明、動輒大聲嚷嚷，并指出這種情感生活在性質上就像兒童一樣，中世紀的人們并不像現代人一樣控制自己的情感表達。在赫氏情感研究的基礎上，發展出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

第一種是年鑒學派的心態史，以費弗爾為代表。費弗爾認為，赫氏把中世紀人們的情感狀態定性為兒童并無不妥，但這只是問題的表面，應進一步指出情感在本質上具有原始性，即情感始終充滿暴戾之氣，變幻無常且肆無忌憚，這一特征使情感極易成為可怕的政治工具。然而，在某些時期，人們卻能夠比較好地控制情感，較為理性，歷史學家應研究這些歷史時期的情感狀況。1941年，費弗爾在《年鑒雜志》上發表《感性與歷史：如何重構以往的情感生活》，這也是學界首次明確倡導情感史研究。費弗爾的提議無疑受到當時德國納粹活動的影響，他痛感政治本身并非是理性的，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無處不在。由于受到長時段、結構等理論的限制，年鑒學派很快把情感融入更大范圍的心態史。年鑒學派的主要觀點是，身心的不安全感產生了一種情感創傷，并形成穩定的心態結構，從而限制歷史行為者的思想與行為。這樣，極具能動性的情感在年鑒學派那里被某種程度上固化下來，成為歷史行為主體自身無法打破的心態結構。

第二種研究路徑由埃里亞斯的《文明的進程》所開啟。該書出版于1939年，那時作者為躲避納粹迫害而居住在英國。埃里亞斯認為，中世紀那些好勇斗狠、喜怒無常的人主要是騎士與上層，但他們在宮廷里卻要守規矩得多。正是在現代國家的君主制宮廷里，新的強制性的行為與情感表達方式迅速普及。國家壟斷著稅收與軍隊，并主導著整個社會的復雜制度。要想融入這個無所不包的結構，人們就不得不使自己的行為與情感表達方式與他人相協調。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社會協作與管理的規范化也要求個人對自己的情感表達進行自我約束。因此，在一套完整的禮儀規范之中，人們感受到的其實是越來越多的情感壓抑。埃里亞斯的文明進程研究，使情感表達方式成為切割前現代與現代的一個重要表征，即現代性的出現伴生著情感壓抑過程。這一研究路徑某種程度上構筑了情感史的“宏大敘事”，即整個一部西方歷史是情感壓抑不斷加強的歷史。在某些歷史學家看來，馬克斯·韋伯、弗洛伊德及至福柯，他們有關情感的看法都屬于這一路數。

無論是年鑒學派的心態史還是埃里亞斯的文明進程研究，都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面臨巨大挑戰，因為這一時期在其他學科發生了重要的“情感革命”。一是認知心理學的“情感革命”。技術的發展為心理學家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實驗室證據，證實情感實際上是通過超量學習獲得的習慣，即情感是一個認知過程。隨著大腦成像技術的發展，實驗心理學取得更加直接的實驗數據來反對把情感與理性對立起來的觀點，因為無論如何精細地分割，大腦的每個部分都同時包含情感與思想。這就是說，實驗心理學無法以科學方法證實情感與理性是由大腦的不同模塊所控制的。神經科學提供的這一證據，對歷史學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認識論意義，它打破了情感與理性的對立，以往被視為變化不定、難以捕捉的情感，其實有著清晰可循的理性脈絡。二是文化人類學的“情感革命”。這一學科首先把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付諸實踐，例如人類學家對性別認同問題的研究表明，性別概念與情感變化息息相關。但文化人類學很快走向“建構主義”研究方法，把情感視為不同語言、文化、社會的建構物。

然而，認知心理學、神經科學以及人類學的研究都招致歷史學家的批評，認為兩者都無法解釋情感的歷史變化。情感史家批判地借鑒了兩個學科的研究成果，指出人的情感并不僅僅是各種社會文化的建構物，從而賦予人的情感以能動性的內容，但同時否認情感完全源自人的生理機體，情感并非是基因編程的結果。反之，則無法解釋為什么每個社會的情感表達方式都各不相同。這樣，情感史研究打破了以往把情感與理性對立起來的觀點，從而成功地把情感納為歷史學的研究對象。著名史家威廉·雷迪曾不無得意地說，把情感視為一種認知過程，而且這種情感具有普遍意義，這樣一種概念賦予情感的變化以歷史意義，歷史成為“人類努力認清我們的情感構成以及實現那些符合人類本性的社會與政治秩序的一種記載”。

情感史自產生以來一直頗受爭議，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傳統上人們一直把理性與情感對立起來，認為變化不定的情感不能作為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二是現代社會學科劃分過細造成的，人們對于上述認知心理學、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歷史學一直強調研究對象的客觀真實性，違背這一點即成“硬傷”。相對于以史實為內核而產生的文字、遺跡及聲像等“硬”（hard）史料，對情感能否作為史學研究對象的質疑之聲從未間斷。最關鍵的問題在于，人們表達的情感未必是他內心深處的真情實感，而歷史學家如何能夠區分二者？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情感的真偽問題。對此，情感史家反問道：即便一個人坐在我們對面，我們又能對他內心深處的情感體驗了解多少呢？歷史學家不是通曉讀心術的巫師，他們展開情感史研究的要訣首先在于區分情感體驗與情感表達是兩碼事。情感表達是一種交流方式，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表達自己的情感，大多數情況下，人們表達的情感與他們內心深處的真實情感并不吻合。但無論真偽與否，人們總會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社會準則表達自己的情感。情感史不但沒有回避情感體驗與情感表達之間的不一致，反而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情感史就是要研究歷史行為主體為什么言不由衷？情感史并不是單純地研究某個孤立的個人的內心情感體驗，它更多地是研究情感體驗與情感表達之間的張力。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研究情感表達的眾多方式是我們了解情感的唯一入口”，借此解讀特定社會的情感體制（emotional regime），分析社會鼓勵或壓抑哪些情感，個人或團體在生活中感受到多大程度的情感自由(emotional liberty)，以及人們為了躲避情感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而形成了何種類型的情感避難所(emotional refuge），而這種情況又如何最終導致整個社會權力結構的轉變。因此，情感體驗與情感表達之間的張力，非但不是否定情感史的理由，反而為其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網：盡管同樣是對情感問題的研究，史學的研究必然不同于哲學、文學等對情感的研究。那么情感史研究對傳統史學方法的繼承和創新體現在哪些方面？對研究者來說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孫一萍：情感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史學突破單純的政治史，開始“自下而上”地看待歷史的必然結果之一。情感史與當下倍受關注的身體史、性史、兒童史、家庭史、醫療史、女性史、移民史等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交集。情感史的創新之處，在于借助情感這一獨特視角使學界得以勾勒全新的歷史圖景并打破以往的學術成見。相對于哲學、文學等情感研究，情感史更加注重分析某種情感表達模式得以形成的時間性與空間性，在解釋情感變化的因果關系時更加側重原因而非結果。情感史研究體現了歷史的多面性、復雜性、細節性甚至趣味性，更主要的是，增加了歷史的可理解性。

情感史研究方法基于自身特點而對研究者提出新的要求。一是具有跨學科視野。研究者需要不斷追蹤認知心理學、神經科學、歷史人類學等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形成獨特的情感觀照。首先是打破情感與理性的分界，其次是熟悉情感史的眾多研究流派并得其精髓，以期守成創新。三是情感史研究須奠基于對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在此基礎上以特有的敏感發現導致情感表達模式轉變的各種“跡象”，并善于搭建合理的解釋框架，避免非歷史地套用某些固化的情感公式。

中國社會科學網：據您了解，近年來情感史研究形成了哪些熱點？存在哪些瓶頸和局限性？情感史被運用于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中，有怎樣的研究價值？您未來有哪些相關研究計劃？

孫一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情感史研究主要圍繞兩大主題展開。一是現代早期以愛為基礎的情感家庭的形成；二是以美國南部與歐洲地中海文化為研究范圍，分析以榮譽為基礎的社會中的情感表達模式。進入新世紀以后，情感史研究范圍不斷擴大，特別是圍繞基本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學術討論，實可謂蔚為大觀。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三種：第一種是皮特·斯特恩斯的“情感學”（emotionology）研究，主要著眼于社會對人的情感表達的規范作用。第二種是威廉·雷迪的“情感表達”（emotives）理論，主要考察情感體驗與情感表達之間的相互作用，強調“權力控制（克制）是權力運作的真正場所”。第三種是芭芭拉·羅林宛恩的“情感團體”（emotional community）理論，關注團體如何形成一致的情感認同，并特別強調某些具有特定情感表達模式的邊緣人群如何發展為居于主導地位的情感團體。

新世紀以來的研究熱點也圍繞兩大主題展開。一是研究歷史事件與歷史現象的情感起源；二是情感因素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具體說來，第一種是研究戰爭與革命等重要歷史事件、歷史現象以及某些概念的情感起源，如法國大革命、英國革命及美國革命的情感起源、冷戰的情感起源、以情感為切入重新解讀啟蒙的進步與理性觀念、對中世紀情感團體的研究并以此反觀前現代與現代社會的分野、經濟自由概念的提出與情感表達模式變化的關系、集體性情感創傷研究等。第二種是研究某一歷史時期的某種具體情感，如浪漫愛情、生氣、恐懼、恥辱等情感的歷史。

在史料方面，根據具體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不同，所使用的史料各有側重。比如，斯特恩斯的情感學研究，為了明確個體在什么樣的情感語境下體驗與表達情感，側重情感指南、勸誡及情感規則類書籍等史料。羅森宛恩的“情感團體”研究則采用“語言學轉向”方法，側重對文本的“深描”，并與同一時期的經典名篇相對照，以確定特定團體的情感狀態，特別是探索某些情感團體如何從邊緣地位走向權力結構的中心。威廉·雷迪的“情感表達”研究，主要使用書信、日記、傳記等史料，他有時也把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直接作為史料使用。伊彥·普蘭普爾則使用醫療記錄及心理分析史料，并關注某些情感詞匯消失的情況，以此揭示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無論使用哪種類型的史料，情感史研究都以大量史料分析為基礎。比如，威廉·雷迪在《看不見的法典》一書中就使用了大量史料，包括131例夫妻分居案例、法國內務部的人事檔案資料以及與170位記者有關的回憶錄、傳記類詞條與文章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情感表達不一定使用情感詞匯，人的一言一行都表達了某種情感，因此傳統意義上所使用的一切史料，都能夠成為情感史研究的史料來源。

縱觀歐美學界的情感史研究，目前出現流派過多、理論紛雜的情況，好處是各家各派可以相互借鑒，但由此帶來的不便是存在某些派別相互排斥的現象，這也增加了學界就一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的難度，也給后來的研究者造成不少困擾。另外，情感史更需要研究者克制自身的情感，并適當地“留白”，以免把史學研究搞成缺乏節制的推理與想象。

中國學界對情感史的關注始于2015年在濟南舉辦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本次會議的四大主題之一是“歷史中的情感”。會后，北京大學王晴佳等學者開始撰文并舉辦情感史講座。總體看來，國內的情感史研究主要關注基本理論與研究方法，對歐美學界主要流派的介紹與經典名著的翻譯工作正有條不紊地展開。由于國內情感史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現有研究所關注的是戰爭史、災難史等宏觀問題，這也基本符合情感史的發展規律。待基本研究框架搭建成功之后，研究者的視野將逐漸由大入小，情感史的微觀研究指日可待。現有情感史研究，使學界得以從全新的角度探討現代性問題，學者們對“語言學轉向”的討論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反思后現代史學。如果說目前仍未能形成明確的“情感轉向”，但至少情感史已經是一種新的研究趨勢。情感史體現了史學研究向人性的深刻回歸，歷史行為主體本就復雜多變，每個人具有的情感屬性恰恰集中體現了這一點，情感史研究不但有助于還原歷史的本真，還能增加歷史解釋的合理性。

我本人對情感史的興趣始于威廉·雷迪的《情感研究指南：情感史框架》一書，但對于威廉·雷迪試圖調和普世主義與文化多元主義的學術抱負卻沒有那么樂觀。威廉·雷迪雖然提出了“情感表達”這一解釋框架，但他本人對法國大革命情感起源的研究卻飽受爭議。學界的最大質疑，是雷氏把現代早期以來法國的情感表達模式劃分為三個時期：絕對君主制時期、情感主義時期與浪漫主義時期，其研究主要圍繞這三個時期情感因素的政治作用展開，并特別強調了法國大革命情感的政治作用。這一研究飽受學界詬病的原因，一是分期欠嚴謹，再是史料不夠扎實。這使我意識到，情感史在追求創新的同時必須固守傳統史學的根基，研究須以大量史料為依據，唯此方能深刻挖掘導致情感表達模式發生轉變的歷史根由。我目前的工作，是在關注基本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開展具體研究，借助某些歷史現象分析情感表達的階段性變化以及情感與行為的關系等。例如，通過比較法國大革命時期與法蘭西第一、第二帝國時期的政治特赦現象，分析情感因素在法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挖掘這一過程中導致情感表達模式發生轉變的深層原因。我的基本體會是，情感是導致人們相互結合為社會的重要因素，只有從情感角度入手，才能還原某些抽象表述背后人們的真實生活。情感史不但可以增加歷史解釋的合理性，還能更加精準地捕捉歷史的復雜與微妙之處。可以說，不研究情感史，歷史學家筆下的社會史、文化史都不可能被充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