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路國權博士在其學位論文基礎上完成的《東周青銅容器譜系研究》（下文簡稱《譜系》）一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希望我談點看法。我慨然應允，因為其博士論文外審時，我就閱讀過，即為其內容博大、思慮頗深而感慨。如今再讀書稿，印象愈加清晰。竊以為《譜系》的出版，是青銅器譜系研究的新成果。
青銅器的譜系研究與以往比較純粹的斷代研究、區系研究不同，但仍然是以斷代研究、區系研究為先導。如果說斷代研究是青銅器的縱向研究，區系研究是青銅器的橫向研究的話，那么譜系研究就是以青銅器的類別研究為綱，在型式分類的基礎上，透過斷代研究和區系研究，形成一種高屋建瓴的網狀研究模式。在統計各類、型、式的空間分布范圍和分布格局的基礎上，與文獻記載相印證，劃出各類、型、式的文化屬性，進而找到影響青銅容器演變的深層次原因。顯然青銅器的譜系研究更符合新時期青銅器研究的目的和需要。
竊以為《譜系》的優長之處有如下四點。
第一，窮盡式地收集資料。《譜系》篇幅宏大，分上下兩冊，共145.3萬字。涉及類型學和分類學研究的東周青銅容器有鼎、鬲、甗、鍑、鍪、釜、盂、盨、簠、簋、盆、敦、壺、尊缶、罍、盉、匜、盤、和、浴缶、湯鼎、鑒22種器類5877件青銅器。與商代、西周不同，東周青銅容器資料分散、頭緒復雜、數量巨大，整理的難度很大。以往很少人能做到這一點，所以譜系研究工作一直進展緩慢。《譜系》對每一類型每一式在不同期別不同地點擁有的器物的數量都有統計，用圖和表來顯示，讀者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各個類別的青銅器的時空特征、縱向的發展和橫向的關聯，因此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第二，《譜系》將考古類型學、分類學研究同青銅器標準器和標準器群的研究有機結合，將青銅容器和其他器類（如車軎）以及陶器的研究有機結合。首先《譜系》的型式分類做得比較細致。譬如青銅鼎就分了九個亞類，然后在亞類之下分型分式。在區分年代時，《譜系》的具體操作方法是：首先選取典型銅器群，將數量多、特征明顯的青銅器群編為若干個編年組；其次，依據編年組內青銅器的構成和型式變化以及共存陶器、車軎等變化情況，進一步劃分為編年小組，初步進行分期；然后，利用編年小組內的標準器和標準器群，推斷各編年小組的絕對年代，進而推求各期的絕對年代。這樣就避免了以往偏重考古類型學研究或偏重青銅器標準器和標準器群研究帶來的缺陷。
第三，區系研究達到一定的水平。《譜系》在第二章“系年——分期斷代”中，列舉山西組、豫西豫中組、豫南蘇皖鄂組、山東組、陜甘組、豫北京津冀組。雖然重在分期，但已涉及區系研究。這種分組的做法，以前張辛教授也嘗試過。在《中原地區東周陶器墓葬研究》一書中，他分為侯馬組、洛陽組、鄭州組、安陽組、邯鄲組等組。《譜系》在第三章“分域——空間分布和文化屬性”中，詳細分析了每一類青銅容器的空間分布情況，有時還能具體到某一型式的青銅容器空間分布情況。
第四，有別于以往的研究方法。《譜系》批評了以往機械的類型學研究方法，指出它們缺乏科學的分類學研究意識。這表現在東周青銅容器的研究上，是重在解決分期斷代問題，而不能準確反映親緣關系。《譜系》推崇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提出的系統論，主張應用分類學研究方法，以系統思維方式，從整體和全局出發，構建東周青銅容器的型式分類系統和科學譜系，以期揭示東周青銅容器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本質和內在規律。類型學旨在研究相對年代，分類學旨在研究譜系關系，二者相輔相成，但不能相互替代。
《譜系》具備以上四個條件，因而有不凡的表現。譬如《譜系》在談到東周青銅簠時，根據口部形態特征的不同分為二型：A型，折沿；B型，無沿。A型為周文化系統的青銅簠，東周時期主要分布在北方黃河流域，春秋早期數量最多，而后逐漸減少。B型為楚文化系統的青銅簠，可能源自A型，但流行區域和文化屬性與A型青銅簠明顯不同。從第二期開始，集中分布在楚文化核心區。以后隨著楚文化的擴張，向北、南、東三個方向擴展，到達晉南、豫北、魯南以及四川中部地區。與青銅匜的譜系有相近之處，即A、B兩型青銅簠的型式劃分和流行區域的變化明確反映出周文化系統和楚文化系統勢力此消彼長的互動關系。至此，青銅簠形態因年代、地域不同而變化的軌跡及其原因就呼之欲出了。
總而言之，對于斷代研究來說，考古類型學分析是手段，目的是判斷器物的年代；對于譜系研究來說，斷代研究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揭示出器物興衰的基本軌跡以及文化變遷的動因。換言之，譜系研究是更高層位的研究。《譜系》選擇如此高難度的課題，值得推崇。順便說一下，《譜系》的結構很明晰，第一章是分類——型式劃分，第二章是系年——分期斷代，第三章是分域——空間分布和文化屬性，剛好與上述關于譜系研究的脈絡和層次是相吻合的。
同時《譜系》選擇研究東周青銅容器，也是很有考量的做法。因為無論商代還是西周，盡管地方與王畿的青銅器有差異，但畢竟當時的天下只有一個中心，由中心向四方輻射，可以明顯看到王畿對地方的影響。表現在青銅禮器（主要是青銅容器）上，雙方之間差異不大。然而，東周就不同了。東周王室名存實亡，對地方的影響力極為有限。因此不僅各地區、各諸侯國的青銅禮器與王畿地區的青銅禮器差別很大，諸侯國之間的差別也很大。《譜系》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器物的千差萬別來探索不同國族之間的文化異同，重在差別，而東周青銅容器就符合這樣的條件，所以說，用東周青銅容器來做譜系研究無疑是上乘選擇。
《譜系》的成功，與作者的經歷有關。路國權博士系考古出身，在校期間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他不僅學習考古學，也涉獵文獻學、古文字學。和非考古出身的研究者不同，他有條件更早更多地接觸出土青銅器實物，而且懂得青銅器的出土環境，能結合同出的其他遺存、遺物做綜合研究，對諸如墓葬主人以及族屬等問題有敏銳的感知力，學術視野開闊。這一切對于青銅器譜系研究至關重要。
《譜系》內容龐大，涉及面廣，需要討論的問題很多，難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第一，類型學和分類學的研究是譜系研究的基礎，《譜系》在這方面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工作。譬如前述關于簠的型式分析，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竊以為可粗分為四種類型。A型是以三晉為代表的中原式，或曰周式，主要特征是口沿為折沿和圈足為非全蹼足（借用《譜系》的語詞，指全蹼足以往的形態，包括凹蹼足、凸蹼足、瓣蹼足）。B型是楚式簠，主要特征是無沿和全蹼足。C型是無沿和非全蹼足。D型是折沿和全蹼足。C型和D型是混合式，即處于A型和B型二者之間，部分像周式簠，部分像楚式簠。A型和B型數量最多。這樣做的理由是典型中原式簠具備兩個條件：折沿、非全蹼足；典型楚式簠也具備兩個條件：無沿、全蹼足。只有將兩者界限劃分清楚，才能更好地解釋類型之間演變的途徑和原因，將類型分析與文化屬性研究盡可能吻合起來。
第二，某些器物的分類欠妥。《譜系》將以往界定的銅盞、敦、豆、盒歸為一類，敦劃分為四個類型：A型，平底敦，或者矮圈足（盆形敦）；B型，三足扁腹敦（盞形敦）；C型，帶柄敦（豆形敦）D型，球形敦。《譜系》希望將這些有關聯的器物整合成一類，用意是好的，但這種分法值得商榷。
從年代早晚可知A型敦出現最早，B型和D型是在A型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從最初的平底敦到圈足敦再到三足或四足敦，顯示了敦的基本演化過程。然而這一切都與豆以及它的柄部沒有關系。《譜系》說C型豆形敦是在A型盆形敦的基礎上在底部添加柄演變來的，缺乏證據。豆與敦差別很大。首先是形制不同。區分豆（包括鋪）與敦的標準在于豆有柄，而敦恰恰沒有柄。其次是功能不同。有柄的豆是盛食器，而無柄的敦不僅僅是盛食器，有些敦還具有鼎的炊煮功能。再次是兩者的來源不同。關于敦的來源，雖然學術界有不同說法，但都認為它與簋、盆、盂有關系，然而沒有人認為它與豆有關。豆早在商代晚期就出現了，一直發展到戰國晚期。在這一千多年的演變過程中，盡管有各種各樣的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柄部始終存在，只是粗細有所不同。
我們也曾談過豆和簋（可以理解為敦的前身）的關系，代表器物是豆形簋。雖然它有點像豆，但稍加分析，它更接近簋。豆形簋流行時間不長，自商代晚期始出，主要見于西周時期。春秋早期以后，隨著銅豆體量的增大，形態與功能趨近豆形簋，于是后者就逐漸消失了。可見豆曾經和簋有過交集，但是春秋早期以后，豆和簋就沒有形制上的關聯了，所以豆和敦很難成為一類器物。
真正的豆形敦只有一件，就是《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敦卷》中披露的方形銅敦，系2008年河南省南陽市八一路楚彭氏家族墓地一號墓出土。形制很特別，腹部如同一只皮箱，與同時期的方豆形制很接近，顯然是受到方豆的影響，但無柄部而有四足，與豆還是有本質的差別。
第三，未能充分發揮青銅器銘文的作用。關于器類的橫向聯系，在青銅器的自名里已經提供了很多線索。由于自名是當時古人給青銅器的命名，更能反映古人的思想。譬如明明器形為鼎，卻自名為鬲，器形為盨，卻自名為簋；器形為盆；卻自名為盂；器形為盉，卻自名為盤……凡此種種，都揭示了器類之間紛繁復雜的關系，對于我們的譜系研究非常有用。
盡管相對于西周而言，東周青銅容器上的銘文較少，但銘文畢竟是青銅器三要素之一，對于青銅器的類別研究來說，銘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譜系》將豆歸屬敦，以梁伯可忌豆為例。固然這件豆自名為敦，但并非真正的敦。我們已經著文說明這種名不副實的現象是器類之間相生關系的反映，不能盲從自名來定名，梁伯可忌豆是豆而不是敦。
以上所論只是借《譜系》的出版談一點感想，未必妥當，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教。可以說真正的青銅器譜系研究工作才剛剛開始，有待于我們繼續努力。無論如何，《譜系》為新世紀的青銅器譜系研究鳴鑼開道，這是值得慶賀的。
（路國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定價2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