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7日下午，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長風論壇（鰲山005期）之“石氣與土氣——石峁與陶寺近年新發現之比較研究”講座順利舉辦。本次講座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江濤擔任主講嘉賓，beat365體育官方網站副院長王芬教授主持。
講座伊始，高江濤老師對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基本情況進行了簡單介紹，強調這兩個遺址不僅均有許多重要新發現，而且共存階段的兩者之間表現出親密的關系，本次講座主要嘗試探討兩者的異同及內在聯系。
講座的主要內容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遺址內聚落布局問題”。高江濤老師認為陶寺和石峁建城都存在“順其自然”的特點，但相較而言，陶寺的城墻更加規整，方向大致為北偏東，而石峁循地勢而建的特征更加明顯。而且陶寺內部布局更加規整，具有工業作坊區、宮殿區等不同的功能分區，石峁在這一方面則尚不明顯。二者都存在一個絕對的聚落布局核心，陶寺為宮城，石峁為皇城臺，它們應俱是伴隨著聚落中心地位的崛起而出現的。不同的是，石峁的皇城臺是分級石砌成一體的高臺建筑，陶寺的宮城是中原地區傳承的帶圍垣式宮城建筑群。
第二部分是“城墻建筑方式及技術”。高江濤老師認為石峁和陶寺有石城和土城之別，但值得注意的是，石峁城墻被石所包的“墻芯”為土筑，建造方法是陶寺最常見的板筑法。而且石峁城墻的內在朝向大致是北偏東45度，與陶寺偏向相同。此外，兩者在甕城、人祭、裝飾等方面存在諸多類似。高江濤老師特別提到，陶寺主殿夯土中曾發現一上肢佩戴玉璧的殉人。殉人為奠基性質無疑，而以玉器陪葬說明此殉人的社會地位應該較高，這與我們認為殉人地位低下的固有認知相左。聯系二里頭宮殿區內也曾發現墓葬，高江濤老師認為在陶寺宮殿區內殉人的身份有可能是對宮殿建造有重要貢獻且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
第三部分是“相近出土遺物”。從出土物看，雖然陶寺和石峁在器物群上有許多不同，但一些器類如鬲、折肩罐等具有明顯相似性。墓葬所見甕棺葬、隨葬豬下頜骨及鱷魚骨板使用等方面也頗為相似。不過石峁甕棺葬的數量較多，陶寺則只有零星發現。陶寺的鱷魚骨板集中出土于墓葬中，且數量很多，石峁則主要出土于房址墊土中，數量很少。石峁的玉器主要鑲嵌于城墻之中，而陶寺的玉器主要在墓葬中出土。
第四部分是“年代分析”。石峁一類遺存早晚兩期3段大體與陶寺中、晚期相當。石峁1段與陶寺中期偏早相當，2段與陶寺中期偏晚相當，3段與陶寺晚期相當，罕見相當于陶寺早期的遺存。二者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而這種交流很可能是以杏花遺址四期、游邀中晚期一類遺存（杏花文化）為媒介進行的。陶寺側裝雙鋬鬲及單把鬲源于杏花村四期一類遺存，石峁單把鬲及矮直領鬲也源于此，但陶寺罕見矮直領鬲，而杏花文化中的正裝雙鋬鬲很可能自石峁傳來。陜北——呂梁山地——太原盆地及忻州盆地——臨汾盆地成為二者交流路線通道。
第五部分是“目前最大不同”。高江濤老師認為就目前的材料而言，禮制的內涵是兩者最大的差別，陶寺禮制初成，而石峁晦暗不清。在陶寺墓葬中已經出現固定組合：1對鼉鼓、1件石磬、1件土鼓，它們往往被擺放在墓葬左下側。盡管墓主的入葬時間有先后之分，但上述“規制”卻一直固定延續。其墓主身份似多為“王族”，僅1件土鼓屬“樂師”。而且這些器物為生前使用器，而非死時專作。根據以上線索，高江濤老師認為鼉鼓、土鼓和石磬的功能俱為禮樂器，或兼祭器，而且禮制此時已經在陶寺形成。石峁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布，因此對其禮制發展情況暫無法判斷。
講座的最后，高江濤老師詳細解答了參會同仁提出的問題。對于“如何看待陶寺是‘最早中國’的觀點”的問題，高老師認為“最早”表示一個時間節點，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任何一個時間節點都很容易被超越。用“最初”來描述更合適一些，因為它強調一種狀態。“中”代表“地中”，一個遺址被周圍族群認同其為“中心”需要一個時間過程。目前“最早的中國”有廟底溝、陶寺、二里頭三種觀點，他認為若是從“中”的概念來說，三者都有可能，但若從“國”來講就不太好說，不能輕易下結論。他認為廟底溝是“最初中國”的孕育期，陶寺是其誕生期，二里頭是其成長期。談到“陶寺、石峁的性質和關系，以及它們與堯、舜、禹、黃帝的關系”時，高老師指出就目前的證據來看，陶寺與堯之間可能有比較密切的關系，而且不排除舜、禹在此待過的可能性。陶寺的年代比石峁要早，如果陶寺是堯都，那么石峁是某些學者認為的黃帝都城的可能性就很小。對“陶寺是否能發現牙璋”的問題，高老師認為陶寺雖然目前尚未發現牙璋，但不代表整個遺址便不存在牙璋。目前陶寺只發現發掘了早期墓葬和晚期小墓，而晚期大型墓葬發掘很少，可能隨著大型墓葬的陸續發掘牙璋也會有所發現。最后，王芬副院長對講座進行了簡要總結，并向高江濤老師的精彩演講表示感謝。
本次講座采用騰訊會議在線形式，嗶哩嗶哩網站線上同步直播，吸引了來自山東大學考古文博專業師生以及全國各地考古文博單位同仁4600余人參加，對于考古學新發現探討和考古學研究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