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學問，要費功力，要有克服困難的精神，但如何求得治學的門徑和方法，也很重要。最近幾年，接觸一些年青人，有的人也很努力，讀的書也不少，因為沒有入門，自己沒有治學的目的和方法，不知如何找出問題，如何處理問題，所以成就不大，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

樹立長遠的目標，并且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這是作學問應有的最基本的條件。有人認為考上大學、考上研究生就行了，就心滿意足了，此外不考慮如何作一個有貢獻于國家、人民，有貢獻于學術文化的讀書人。實在說，在目前的情形下，考上大學或考上研究生，確實很不容易，是很幸運的，但確不可認為以此就自滿了。須知考上大學距離走上作學問的途徑固然很遠，就是考上研究生或研究生畢業，也只能說極為初步的走上作學問的途徑，或者說極為初步的取得一些作學問的點滴經驗，離正式走上作學問的途徑還很遠。作學問這條路，很不容易。如果不想走作學問這條道路，那就用不著說了，如果想走這條路，非樹立雄心壯志、非有堅韌不拔的毅力不可。

就拿研究歷史這條道路來說，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史料上下功夫，一是在史學上下功夫。所謂史學，就是在研究史料的過程中，融會貫通，認識到各個時代的歷史動態，潮流趨勢，從其中得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只在史料上下功夫，不求明了歷史的動態，就會把歷史變成無用的東西；只求明了歷史動態，而不在史料上下功夫，寫出的歷史就必然不是真實的歷史。要在歷史研究工作上取得成績，必須二者兼備。前人司馬遷作的《史記》，司馬光作的《資治通鑒》，就是很好的典范，值得我們學習。就以司馬光作《資治通鑒》來說，他費了三方面的功夫。先作《通鑒長編》，就是收集和排比史料；再作《通鑒考異》，就是對收集的史料加以檢查和鑒定，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哪些是可用的，哪些是不可用的，哪些是有錯誤需要修正的。經過以上兩番功夫，最后寫成《資治通鑒》一書。

如何對待史料，在歷史研究中，是個大問題，史學工作者不能不注重史料。史料的范圍很廣，有史書，有各類的檔案文卷，有考古出土的文物，也包括著流行民間社會的各種傳說傳聞。這些史料，分散在各方，搜集起來很不容易，保存起來也很不容易。史料中最主要的是史書，是經過后人編定的史書。中國在這方面十分豐富。就以四庫全書的史部目錄論，其中所載的史書，就很可觀了。還有四庫全書沒有收入的，還有研究歷史不能缺少的經部、子部、集部類的書，那就更多了，真是浩如煙海。要掌握這些材料，就需要具備一定的目錄學、版本學知識。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如何去找材料呢？有些歷史工作者，作歷史研究工作，就是從目錄學入手。可是，目前很多年青的歷史工作者很不注意這個問題。書本的史料，是現成的材料，尚如此困難，其他方面的史料，散在各方，收集起來，更加困難。

搜集史料不容易，鑒定和整理、運用史料更不容易。中國過去的大部分史學家，主要的功力用在這方面。中國的史學，是和經學并行的，也可以說史學是從經學中引伸出來的。經學是論道治世的。屬于經的書，在漢代已經很是混亂，有真偽的問題，有殘缺的問題，有字義不明的問題，有簡牘錯亂的問題，有篇章難分的問題。這些問題，混雜在一起，整理起來，十分困難。經過千百年經學家的努力，運用了各方面的知識，如目錄版本、音韻訓詁、名物學、文字學、輿地學等，才完成象今天流行的《十三經注疏》這部重要著作。

但是，不能說只是在史料上下功夫，就算是完成研究歷史的目的了。研究歷史的目的是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借以探求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這個目標大得很，困難得很，是應當更加注意的。有一個時期，歷史工作者只研究小問題，疏忽了大的問題。有人譏笑這是“學尚茍且”，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說，有人研究農民領袖李自成死在湖北的哪個村，或哪個山下；有的人研究馬可孛羅哪一天離開泉州，是哪一天上午或下午；有的研究某一個人的生卒年月，不惜多方尋求那個人的家譜、墓碑或墓志銘，認為這樣作才是專家。中國以前治史學的人很多，但真正走上治學道路的并不多。目前中外史學界有一個偏向，好研究小題目，忽視大問題，不求融會貫通的去對待歷史知識。這樣達到成名成家的目的，比較容易，卻是達不到研究歷史的真正目的。

（摘自《文史哲》1981年第1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