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報》2019年第26期（總第2147期）第3版
編者按：山東大學自上世紀以來便以“文史見長”之美譽蜚聲海內外。近年來圍繞“雙一流”建設目標，致力于培育、造就頂天立地的“山大學派”，努力實現學校“由大到強”的歷史性轉變，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作出山大貢獻。2019年4月26日，山東大學人文社科學術工作會議召開，明確了新時代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謀劃了山東大學人文社科發展的實施體系。《山東大學報》記者走近山大人文社科領域終身教授路遙，聆聽他的治學感悟。
路遙（原名吳松齡），山東大學終身教授、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歷史學家，海內外公認的義和團運動史與民間宗教史著名學者。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率領研究團隊在義和團與民間宗教研究領域鍥而不舍地從事田野調查和研究工作，以其拓荒性研究奠定了山東大學作為海內外義和團運動研究學術重鎮的地位。主要代表作有《義和拳運動起源探索》《義和拳教鉤沉》《山東民間秘密教門》《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匯編》等。2004年起，他作為首席專家承擔“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基礎項目”和“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其成果《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匯編》（分中、日、英、法、德文5卷8冊，550余萬字）和《民間信仰與中國社會研究》（7卷，300余萬字）得到海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和廣泛引用。
“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對于義和團運動研究太重要了”
記者：先生您好！您是義和團運動研究和民間宗教史研究方面的國際著名學者，能否與我們分享您的治學感悟？
路遙：在研究方法上，我認為對義和團運動的研究，要結合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這一點非常重要。義和團運動研究難度太大，可以說至今為止世界各國沒有一個學者能夠單獨寫成一本義和團史。它雖然發生在中國，但運動過程中發生的戰爭及戰后簽訂的條約卻涉及11個國家。這是世界大歷史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近代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截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在近代舊民主主義的三大革命運動（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義和團運動）中，唯獨義和團運動的材料是空白的。
1954年，人民日報刊登了周恩來總理接見時任聯邦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時的講話，提到義和團運動是我們50多年來中國走向勝利的奠基石之一。但直至今日，學界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都未統一。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三大運動中，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都得到了解決，唯有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問題至今仍處于爭論狀態。
義和團運動是怎么回事，怎么開始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這個問題是不清楚的，國家便將這個任務交給了山東大學來解決。我們當時接到任務后，考慮到義和團運動發生于1900年，僅僅過去60年，義和團運動時期出生的老人還在，所以當時選擇從田野調查入手，并取得了成功。山東大學整個歷史系，從老教授到年輕教授都統統下去進行田野調查。要弄清楚義和團的相關問題，光從歷史學的方法著手很難得出成果，因為已有的文獻、材料記載比較少，而田野調查正好能解決這個問題。學校很有遠見，校領導、系領導都看到這個問題，必須破釜沉舟，徹底解決，前后組織了1960年、1962年、1965年及之后共六次大規模的田野調查，獲得了很多材料，為我們后期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最重要的感悟就是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對于義和團研究太重要了。
“義和團運動研究是山東大學的一張名片”
記者：山東大學義和團研究的發展情況如何？
路遙：義和團運動研究是山東大學的一面旗幟，是山東大學的一張名片。學校也為此下了很大功夫。從1960年至今，十年一次的義和團運動國際研討會，已經在山東大學舉辦了5次。而且山東大學能夠用馬列主義的觀點牢牢地把握住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和意義，這很重要。我們的《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匯編》是2006年的國家項目，直到2011年才完成，花費了巨大的力量，項目得到了“國家清史”項目主要負責人戴逸的大力支持。現在只要想了解義和團研究的狀況，都會到山東大學來。
我1947年進入山東大學，后來做義和團研究是受華崗校長的啟發。華崗有本書叫《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其中就高度肯定了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他曾經以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名義給我們歷史系學生作過一次報告，就是關于義和團的，我們當時感到原來義和團這么重要，所以后來我就一直把這項研究做下來了。下鄉做義和團研究很苦，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犧牲很大，但我們搶救了許多材料。
義和團研究涉及到八國聯軍戰爭研究、條約簽訂國相關研究等，都要靠第一手的檔案材料，這就需要研究者精通各國語言。山東大學于2011年聘請到了倫敦大學狄德滿教授作為人文社科一級教授，他是知名的中國史研究專家，懂得七國語言，給我們搜集整理了70多萬字的西方義和團研究文獻資料，非常了不起，作了很大貢獻。他的《西文義和團文獻資料匯編》也由我的助手崔華杰副教授翻譯，在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很可惜狄德滿在兩個月前于倫敦因病去世，但他去世前已決定把相關書籍捐獻給山東大學。
義和團研究已經走向世界，將來依舊是面向世界。就研究義和團來說，很重要的一個素質就是必須掌握外語。目前，老一輩研究義和團的學者，有的退休了，有的將要退休，大家年齡都大了，沒辦法再接大型的翻譯任務，因為翻譯外文資料太難。我們現在的研究團隊有精通英語、日語的人員，但是沒有精通法語的人員，也希望可以在全校找到這方面的研究力量。
我認為義和團運動的進一步研究，首先需要學校、院系領導繼續重視和支持；同時義和團研究團隊要建設起來，能夠配備并增加力量。對于義和團研究這樣山東大學特有的一些名片，應該考慮由學校力量促進發展，讓研究后繼有人。
“歷史學要靠證據說話”
記者：歷史學的研究已經走上了學科交叉融合的道路，在您看來，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外來理論？
路遙：歷史學是一門領域十分廣闊的人文學科，其研究方法可以多種多樣，這要根據研究對象的特點和研究者自身專長作適當選擇。我只能就自己的研究經歷簡單談一談。回顧我幾十年來的主要研究方向，從義和團運動起源至民間教門，再到更為豐富的民間信仰領域，可以說都是腳踏實地、層層拓展。歷史學是一門講求“實證”的學科，要靠證據說話，因此研究者一定要盡可能掌握充實的資料，同時還得接受方法論方面的指引。
我在研究中一直堅持田野調查與文獻相結合，后來才逐漸意識到這是將歷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稱之為“歷史人類學”，我覺得稱之為“歷史社會學”更符合歷史學者的研究轉型。西方輸入的理論我們可以吸納，但不能被其牽著鼻子走，而要根據本土實際提出自己獨立的思考與創新。
“設置通識教育課程非常有必要”
記者：對從事人文學科研究的年輕教師和學生而言，您認為該如何樹立問題意識，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創新？
路遙：怎么提高學生學習方面的理論和方法意識呢？我長期在想這個問題。從課程設置來看，必須要有一門通識教育課，特別是對于文科而言，通識教育課應該包括文、史、哲加上社會學科。西方重點大學很重視通識教育，而且講這種課程的都是很有資歷的老教授。大學文科新生中，報考文、史、哲不同系別的都有，學生一入學，首先就要通，才能視野開闊。一年或者一兩年的通識教育課程，必須由有經驗的教師來講。要講得通透，深入淺出，最好是副教授以上的老師來講課。比如到歷史系來，要介紹文學史的知識，這樣一個學年講完，學生的知識面就更寬了。學生受到了啟發，就可以選擇自己的方向了。
我的學習經歷也是這樣。我入學時就是中文系，當時山東大學的文科只有中國文學系和外國語言系。1949年解放后增加了歷史系，我就轉到歷史系了。為什么興趣轉移了呢？因為當時學校有很多進步的學生社團。我1947年入學時蔣介石反動統治已到了末期，比我高一級的文學系學生創辦了歷史研究社，我看到了他們影射當時國民黨特務統治的歷史題材壁報，覺得歷史很有用，就參加了進步社團。1949年青島解放后，經過山東大學軍代表批準，我也從此改名“路遙”。當時我們的學習“文史不分”，許多中文系的老師，包括搞文學的、搞歷史的，還有一些搞哲學的老師經常聚在一起給我們講課，讓我們感到很新奇：文學里有歷史的眼光，文學里也有哲學的理論，所以學了一年后視野就開闊了，原來學問還這么多。我們當時的老師都是很有名的教授，他們的經驗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引導學生入門。我自己本身就有這個體會。
“做歷史研究要掌握豐富的資料”
記者：您認為從事歷史學研究需要培養哪些素養？
路遙：就歷史學來說，西方的許多理論是可取的，比如德國的蘭格學派、法國的年鑒學派等。蘭格學派和中國的史學體系差不多；年鑒學派重視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結合，歷史學是縱向研究，社會學是橫向研究。我不自覺地采用的就是年鑒學派的研究方法，民俗學研究方面的海外知名學者科大衛教授也指導他的后學閱讀我的《義和拳運動起源探索》（1990年出版），作為年鑒學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參考書。要做好研究，必須吸收西方的一些好的學科方法理論，但是還是要以我們的為主。
此外，做歷史研究，要掌握豐富的資料。我訂閱有《中華讀書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我一直看的《中華讀書報》特別好，他們專門組織人寫文章，對前一代學者在文學、歷史、哲學許多領域的學術貢獻不斷地還原和報道，寫得都很好。這個很重要，特別搞文史哲方面研究的人，不了解前人的研究，怎么來繼承前人的成果？到現在我還把每一期《中華讀書報》發表的文史哲文章做好目錄索引，統統把它們抄下來，全都保存起來。許多雜志從創刊號開始，我也基本上一本不漏地保存下來。《中國社會科學報》里有各種各樣新書介紹，很多也很好。我經常閱讀書報、文獻到晚上12點，不掌握豐富的資料和信息是不行的。
記者手記：踏進路遙先生的家，仿佛置身于一座小型圖書館。四壁環立的高高書架，在靜靜訴說著它的滄桑與厚重。先生微笑著同我們每一個人打招呼，安排我們就座。
客廳旁邊是先生的書房，布置得很簡潔，除了一張床和一個書桌，余下便還是滿滿當當的書。書桌上擺著攤開的書與筆記本，微風襲來，書頁微微翻起，仿若一部安靜的老電影，記錄著每夜零點才熄滅的燈光；時光在木椅上篆刻的痕跡也在無聲講述著老學者日夜伏案耕耘的故事。義和團研究的許多成果就是自這里產生，并走向世界。
談及義和團研究，先生的話匣子一下子被打開。他從自己求學時與恩師故友的情誼講到山大的歷史往事，從早期義和團研究的農村調查講到后來為使此項研究走向世界而遍尋外文翻譯人才，從對歷史學研究方法的思考講到自己“甘為一布衣”的終身追求……他時而嚴肅，時而高昂，侃侃而談，講到興起時起身帶我們參觀布滿幾個房間的珍貴書籍。老先生很擅長保存資料，有包含五國語言譯本的整套《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匯編》、許多從創刊號就保存下來的學術雜志，還有幾十年如一日記錄下的百余本雜記。我們看得心潮澎湃。他的腳步穩健，雖然輕撫書本的手微微顫抖。先生笑著說：“我的家里算是‘環壁皆書也’了！”我們驚嘆于即將過93歲生日的老先生，依然孜孜不倦地為義和團研究奔走。這也讓我們不禁思考：是什么讓先生甘于堅守，是什么讓先生勇于探索，是什么讓先生樂于奉獻自己的歲月與年華，視學術如生命。（文/李琴 張名軒 攝/謝婷婷）
